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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叛逆之子成為新一代之父
——“五四”時期父子倫理關係考察之一
楊華麗
作者簡介：楊華麗，文學博士，重慶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
基金項目：重慶師範大學人才引進項目“‘五四’時期小說的家庭倫理敘事研究”（17XRC004）階段性成果。（重慶師範大學文學院，重慶401331）
內容摘要：反對父權對於子輩的束縛，是秉持進化論觀點的“五四逆子”們的基本立場。他們承接著晚清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的呼喚，進一步發現了幼者與子輩的獨特價值，堅持建構幼者本位倫理觀，甚至出現了幼者崇拜思想。與此相呼應，此期小說中體現愛子輩的作品甚多，作家們甚至因自己未曾更好地保護兒童心理而心生悔恨，也異常深入地關注到了子輩的教育問題。然而此期小說描寫的鮮明特色，在於描繪叛逆的兒女們想全心地愛子輩，想讓他們“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不得的悲哀。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此期小說頻繁地書寫了新一代父輩的困惑與迷茫。一方麵，在那些描繪婚姻生活的褪色甚至變味的小說中，孩子的誕生往往是催化劑，另一方麵，在反映“五四”女性精英人生理想的潰敗的小說中，孩子的出生乃是與庸俗的家庭生活一起捆住她們“奮飛”翅膀的存在。叛逆的兒女們成為新一代之父母的書寫中，應該重視的還有因經濟窘迫而導致的父子倫理異化問題，叛逆之子想打破的父權思想卻隱匿在其字裏行間。因而，此期幼者本位倫理觀雖占據了主流地位，然而其現實實踐與文學書寫所顯現的景觀，要比想象的更複雜而多變。
關鍵詞：叛逆之子；父子倫理；幼者本位；父權思想
從年齡和家庭出身角度來進行統計，活躍在“五四”時期的兩代叛逆的兒女們，大都出生於1880—1910年間的紳士家庭中。其中，1880—1894年間出生的一代人，大多接受了完整的傳統儒學教育，而在新思潮的傳播與影響下，成為“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五四”後輩到開闊光明的地方去的那一代。1895—1910年間出生的一代人，則趕上了現代教育的萌芽、發生與高速發展過程。他們接受教育之地，更多地由家庭變成了學堂、學校，傳統儒學教育對他們的影響要小得多，他們離開故土走向外麵的天地，也顯得更為理所當然。“1895—1910年出生的‘五四’後輩較少地擁有父輩那種心憂天下的關懷，他們的‘天下’變得越來越小，離開農村在城市中謀得一教師、記者、出版、公務員的職業，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
程再鳳：《晚清紳士家庭的孩子們（1880—1910）》，華東師範大學2011年碩士論文，第141頁。
在這兩代人的人生旅程中，他們和各自的父輩之間、他們兩代人之間、他們和各自的子輩之間，既有融洽的一麵，也有因時勢、性格、觀念等造成的衝突。此處將考量的重心，放在這兩代人成為新一代孩子之父後的言與行上，而從理論主張以及文學文本尤其是小說文本的藝術呈現入手。
一
反對父權對於子輩的束縛，是秉持進化論觀點的“五四逆子”們的根本立場。他們承接著晚清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的呼喚，進一步發現了幼者與子輩的獨特價值，發出了“救救孩子”的時代呐喊，發現了孩子們“隻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
魯迅：《隨感錄二十五》，《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12頁。
的困境，堅持“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類中的人。因為即我，所以更應該盡教育的義務，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因為非我，所以也應同時解放，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6號。。
他們批駁當時“本位應在幼者，卻反在長者；置重應在將來，卻反在過去”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6號。
的怪現狀，要求父母放棄生養兒女是對他們有恩的思想，承認自己和孩子都是生命中的一環，承認父輩對於子輩不能終身占有，隻是過付的經手人而已。此外，父輩還應以愛為出發點，做到健全地產生子女、盡力地教育子女、完全地解放子女，從而實現子輩人格的完全獨立。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五四”先驅們出現了幼者崇拜思想。比如劉半農就曾對自己剛滿周歲的女兒發出這樣的慨歎：“嗬嗬，我羨你！我羨你！\/你是天地間的活神仙！\/是自然界不加冕的皇帝！”
劉半農：《題女兒小蕙周歲日造象》，《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1號。
鄭振鐸也羨慕小孩子，禁不住寫了一首詩歌《小孩子》，通過三段以“如果我還是一個小孩子”起頭的詩行，想象了小孩子“甜蜜，滿足的生活”“快樂的生活”“自由的生活”，而對成人後“一層層的世網，已經牢牢的縛住我們的周身，不準我們自由行動了”
鄭振鐸：《小孩子》，《鄭振鐸選集》第1卷，四川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頁。
的狀態進行控訴。豐子愷曾熱切地呼告：“我的孩子們！我憧憬於你們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他佩服自己的兒子瞻瞻，說他是“身心全部公開的真人”，“什麼事體都像拚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對付”，“我在世間，永沒有逢到像你們樣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間的人群的結合，永沒有像你們樣的徹底地真實而純潔”。
子愷：《給我的孩子們——自題畫集卷首》，《文學周報》1926年第4卷第6期。
魯迅自己對於海嬰，也充分體現了他的父愛，比如著名的“壞魚丸事件”中，魯迅說孩子的話總有道理，比如他病重期間，仍掙紮著把頭抬起來向海嬰大聲地說出“明朝會，明朝會”
蕭紅：《回憶魯迅先生》，蕭紅著、章海寧主編《蕭紅全集》（散文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385—386頁。
。與此相呼應，此期小說中體現愛子輩的作品甚多。許欽文《父親》
欽文：《父親》，《國民新報副刊》1926年3月4日第79號。
中的叔香，誠摯地請店主的六歲小女吃廣柑，因為他正日夜思念著自己六歲的女兒。葉聖陶的《母》
葉紹鈞：《母》，《小說月報》1921年第12卷第1號。
中，剛到某學校任教的梅老師，熱切地愛著自己的子女，卻為謀生存而不得不來到離家頗遠的此地，將孩子“一個留在家裏，一個寄養在人家吃奶”。她時常想到、夢到他們而不能回去看望，忍受著母愛被撕裂的痛苦。廬隱《何處是歸程》
廬隱女士：《何處是歸程》，《小說月報》1927年第18卷第2號。
中的沙侶對十個月大的嬰兒十分喜愛。當嬰兒醒來時，即便她已十分忙碌，也“連忙放下麵巾，抱起小乖，喂奶，換尿布”。魯迅《幸福的家庭》
魯迅：《幸福的家庭：擬許欽文》，《婦女雜誌》1924年第10卷第3期。
中那位正為寫作“幸福的家庭”一文殫精竭慮的父親，見女兒被母親打而哭泣，趕緊放下手中事，抱起孩子，陪孩子玩遊戲。此期，郭沫若筆下的主人公愛牟，在異常貧窘之際仍為孩子的衣食住行和精神滋養操心，對兒子們確實有著濃烈的愛。
與這種愛密切相關，此期的作家們甚至因自己未曾更好地保護幼者的心理而心生悔恨。如豐子愷就曾說：“你們所視為奇怪動物的我與你們的母親，有時確實難為了你們，摧殘了你們。回想起來，真是不安的很。”而具體的事件，則是阿寶將自己和軟軟的鞋子脫下來給凳子的腳穿上，並且得意地叫“阿寶兩隻腳，凳子四隻腳”，其母親發現了，立刻擒了阿寶到藤榻上，且動手毀掉她的創作；瞻瞻學著父親裁線裝書而將本不必裁的一本書裁壞了，引發了父親的不滿；軟軟想要學著父親用長鋒羊毫寫封麵，卻被父親無情地奪過去。對這些一般父母不會留意更不會心生愧疚的小細節，豐子愷卻深感不安，以為自己扼殺了孩子們的天性。
子愷：《給我的孩子們——自題畫集卷首》，《文學周報》1926年第4卷第6期。
同樣感到自己對兒童的精神有了虐殺，因而愧疚不已的，還有作為兄長的魯迅。在教育部任職期間，魯迅的重要工作在推進兒童美育方麵。他在此期間撰寫的文章《致國務院國徽擬圖說明書》《擬播布美術意見書》、翻譯上野陽一的論文《藝術玩賞之教育》《社會教育與趣味》《兒童之好奇心》，以及他實際參與兒童藝術展覽會的籌辦等，都使得他對兒童美育、兒童心理有了深刻了解。
參見陳潔：《魯迅在教育部的兒童美育工作與〈風箏〉的改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期。
1919年，魯迅在《自言自語》中發表了一篇簡短的《我的兄弟》，敘述了“我”弟弟喜歡放風箏，卻因“我”不喜歡而不被允許的故事。到了1925年，魯迅仍忘不掉這個心結，將其改寫成了散文《風箏》發表在《語絲》第12期上。他沉痛地說：“然而我的懲罰終於輪到了，在我們離別得很久之後，我已經是中年。我不幸偶爾看了一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才知道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於是二十年來毫不憶及的幼小時候對於精神的虐殺的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時變了鉛塊，很重很重的墮下去了。”由此極力想補過，求得弟弟的寬恕。對《風箏》一文的闡釋，目前學界已有多種向度，即便僅僅從長幼關係的反思上，我們也能體會到該文的可貴。
與這種愛密切相關的是，作家們對孩子教育問題多有關注。眾所周知，要讓孩子養成健全的人格，正當的教育非常重要。魯迅曾說：“中國的孩子，隻要生，不管他好不好，隻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隻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魯迅：《隨感錄二十五》，《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312頁。
這段話的言說對象本是傳統的舊派人士。然而從此期鄉土作家、教育小說家創作的文學文本來看，在1915—1927年間，“在塵土中輾轉”的農民、知識分子所在多有，他們堪憂的生存狀況使得他們顧不上讓孩子享受正當教育，那些少數經濟並不困窘的新知識分子，卻又因其自身的教育理念問題，同樣醞釀著可能的悲劇。比如葉聖陶《祖母的心》
葉紹鈞：《祖母的心》，《火災》（第五版），商務印書館1928年。
中的杜明輝夫婦是西醫，家中時常吃燕窩等補品，經濟狀況不成問題。這兩人雖受了西方醫學的影響，卻絲毫沒有習得西方現代文化的平等、自由觀念，根本沒有從母親處爭取發言權的欲望。其兒子定兒生病咳嗽，都得按照母親聽說或習慣的方法來治療；定兒的病陰差陽錯地治好之後，母親堅持不讓定兒進新式學校，而請了先生到家裏來教。孩子不喜歡死記硬背的方式，夫婦倆卻隻有軟硬兼施，逼他違心地服從、違心地讀著背著。一個天性本來活潑的定兒，眼見著就要被折磨得靈氣全無。程小青的小說《父親給的汽車》，寫兩個同樣受過高等教育的父親徐求真、黃慕新如何教育兒子。兩家都是西式家庭，都有一個兒子，但兩人的性情、職業和所處的環境不同：徐求真在銀行上班，信守承諾；黃慕新在書局上班，平時教育兒子不要撒謊。徐求真的兒子徐國雄，和黃慕新的兒子黃邦傑兩人某一天都說自己的父親要給自己買汽車，且相約得了汽車後一起玩。徐求真準時帶回來了汽車，而黃慕新卻失約了，向兒子撒了謊。最終，兩個孩子在一起玩時，黃邦傑也因愛麵子而無師自通地開始撒謊。
程小青：《父親給的汽車》，《青年進步》1921年第48期。
顯然，這兩家孩子的未來，因為這兒時不同的教育，已出現了不同的可能。冰心的問題小說《兩個家庭》也關注到了不同家庭的教育效果問題。“我”舅母家的鄰居陳先生、陳太太關係不合：陳太太是個官宦人家的小姐，不管家政，家裏雜亂無章，出外應酬而不在家吃飯，教育孩子毫無方法。而“我”的三哥和大學生妻子亞茜琴瑟和諧，紅袖添香對譯書。亞茜知書識禮，善管家政，家裏清潔有序，不出外應酬，會做可口飯菜，孩子也知禮識儀。三哥和陳華民兩人當年同去英國留學，同有報國之誌，陳的薪水比三哥還高，然而他因家庭不幸福而自暴自棄，酗酒、墮落，最終因患第三期肺病而去世。兩家孩子的命運，因其父母的差異而埋下了不同的種子。
二
相對於體現對子輩的愛、對教育子輩的思考而言，此期小說描寫的鮮明特色，在於描繪了叛逆的兒女們想全心地愛子輩，想讓他們“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不得的悲哀。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五四”時期小說頻繁地書寫了新一代父輩的困惑與迷茫。
新一代父輩在孩子出生前後的心態，往往有著不容忽視的變化。在描寫新青年們由自由戀愛而結合時，一般作者筆下的情感基調是欣悅的。對於新一代進入婚姻生活後的描寫，卻以激情漸漸淡去、夫妻日久生厭乃至發生爭吵為多。而在婚姻生活的褪色甚至變味的過程中，孩子的誕生往往是有力的催化劑。在一些男作家筆下，這種負麵的催化，當然有生兒育女帶來經濟壓力的原因，也有孩子的出現導致妻子對丈夫愛情的部分轉移，從而使得夫妻關係惡化的原因。比如沉櫻的小說《兩隻麵孔》，就寫了婚姻圍城中已經快要彼此厭倦的一對夫妻。妻子玉華對可能出軌的丈夫玄之管得甚嚴，每遇到他對異性稍微關注，都要大為吃醋，反複盤問，直到他保證隻愛她本人才作罷。未曾料想，妻子這樣的言行反而促使丈夫抓緊一切機會四處打望。小說一開始就寫道：“那些時髦女人的活潑而且肉感的腿在低頭走著路的玄之身邊輕捷地閃過時，是特殊地看著動人。今天因為有了別的心事，使玄之不得不破例地迎著麵鑒賞，沒有再去仰頭回顧的餘裕了。”可想而知，趕時間的玄之尚且如此，平時有“仰頭回顧的餘裕”的玄之，該是何種情態！小說隨後寫他與張女士糾纏不休，甚至向她表白自己的愛，而不承認自己和妻子玉華之間曾有過愛情。小說接著寫道：
玄之說著認真有些感慨起來。他和他的妻在婚前也曾有過戀愛的時期，但是婚後便和舊式結合的夫婦沒有絲毫區別地那樣平淡無聊了。她作了孩子的母親，家庭的主婦，對於他，隻是個盡著義務的妻；那愛的慰藉卻是沒有了，絕對沒有了。
沉櫻：《兩隻麵孔》，《夜闌》，光華書局1929年版，第90—91頁。
所以在這部小說中，我們看不到玄之對妻子示愛，當然更看不到他表達對孩子的愛，雖然他也是知識分子，也曾受過“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啟蒙。
相對而言，女作家們更多關注的不是因孩子的出生而帶來的經濟問題、夫妻情感淡化問題，而是孩子出生與其人生理想之間的尖銳矛盾。在《麗石的日記》中，已結婚三年的雯薇在常人眼裏是幸福的，然而她內心隱藏著深刻的悲哀。她說結婚前的歲月充滿希望，好像買彩票而且希望能中彩的時候，結婚後就像中彩了而打算分配這財產用途的時候，隻感到勞碌、煩躁。真正困難的是孩子阿玉出世以後，作為母親的她要承擔責任，“現在才真覺得彩票中後的無趣了。孩子譬如是一根柔韌的彩線，把她捆住了，雖是厭煩，也無法解脫”。她的這種鬱悶心理，引起了麗石的共鳴。和某軍官感慨“一娶妻什麼事都完了”相類，麗石深感煩悶的原因，乃是“一嫁人什麼事都完了”。與雯薇一樣，廬隱筆下的肖玉，對於家庭生活始終提不起興趣。她萎靡不振，擔心“將來小孩子出世，牽掛更多了，還談得到社會事業嗎？”但後來她還是不可阻遏地當了母親。當她的小孩子滿月時，她的朋友沁芝去看她，肖玉紅著眼圈對沁芝說的是：“還是獨身主義好，我們都走錯了路！”對此，沁芝深有同感，她感慨道：“這話何等傷痛！我們真正都是傻子。”所以，沁芝在寫給瓊芳的信中說：“聽說你已經作了母親，你的小寶寶也已經會說話了。嗬，瓊芳！這是多麼滑稽的事。”
廬隱：《勝利以後》，《小說月報》1925年第16卷第6號。
肖玉、沁芝、瓊芳，都屬於中國現代第一批女知識分子，她們對獨身主義的喜好，對自己是“傻子”的感慨，對生了孩子是“滑稽的”這種感受，與常人的感知存在巨大的差距。那麼，是這些新知識女性沒有母愛嗎？事實並非如此。廬隱《何處是歸程》中的沙侶，與雯薇等有著同樣的精英教育背景，本來因懷想少女時代的往事而傷懷的她，忽然就看到了身旁的孩子，她“不由得輕輕在他額上吻了一下”。當孩子醒來，她“連忙放下麵巾，抱起小乖，喂奶，換尿布”。她的吻以及照顧孩子的行為，都表現了她對孩子的喜歡。而在《寄燕北諸故人》中，廬隱對新做母親的朋友及其孩子有著溫情的闡釋，她說：“星姊正在搖籃旁用手極輕微的搖著睡在裏麵的小孩子，我一看，突然感覺到母親偉大而高遠的愛的神光，從星姊的兩眸子中流射出來，那真是一朵不可思議的燦爛之花！嗬雋妹！我現在能想象你，那溫慈的愛歡，正注射著你那可愛的嬌兒呢！這真是人間最大慰安地。……”
廬隱：《寄燕北諸故人》，《晨報副刊》1927年1月15日第1506號。
那麼，有母愛的新女性們為何不樂意快快樂樂地做母親呢？其實，答案正在這批現代女性知識分子的身份意識裏，在當時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困境中。
我們知道，廬隱等早期女作家的小說具有極為濃厚的自敘傳特征，她們筆下的新女性原型大多是她們自己以及那些一起接受了現代高等教育的同學們。這批中國最早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精英，對於自己的社會角色、女性身份有著異常鮮明的感知與理解，社會投向她們這批婦女解放的排頭兵的目光，也異常紛繁而複雜。誠如冰心1919年時的自我體認那樣，在學校時期的她們是處於“破壞與建設時代”的女學生。社會上對於“女學生”的認識，已過了崇拜、厭惡女學生的時期而進入了第三時期。她們充分意識到了自己肩上“所擔負的，是二萬萬女子萬世千秋的大幸福”，因而這是艱苦卓絕又希望多多的事業。她說：
敬愛的女學生嗬！我們已經得了社會的注意，我們已經跳上舞台，台下站著無數的人，目不轉睛地看我們進行的結果。台後也有無數的青年女子，提心吊膽，靜悄悄的等候。隻要我們唱了凱歌，得了台下歡噪如雷的鼓掌，她們便一齊進入光明。假如我們再失敗了……那些台下的觀者，那些台後的等候者，她們的“感觸”如何，“判斷”如何，“決心”如何，我們也可以自己想象出來的。……我們的失敗，是關係眾生。
謝婉瑩：《“破壞與建設時代”的女學生》，《晨報》1919年9月4日。
這激情洋溢然而又暗含悲愴的文字，是冰心署名“女學生謝婉瑩”而給《晨報》投的第二篇稿子，發在1919年9月4日第7版的“自由論壇”欄。這篇標示著她們的女學生身份認知的文章，與冰心於1919年8月25日在《晨報》第5版的“自由論壇”欄發表的《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一起，顯出冰心這代女學生對社會、時代、身份的敏感。在廬隱筆下，以北京女高師學生為原型的女性形象群體，也都是有著淩雲之誌的天之驕女。這批參加過李超追悼會的女性，當然熟知胡適的《李超傳》，也熟悉《李超女士追悼大會啟事》。在這份啟事中，她們說明李超求學的原因乃是“深痛神州女界之沉淪，亟欲有所建樹”
《李超女士追悼大會啟事》，《晨報》，1919年11月19日。
。與其說這僅僅是追悼會籌備處的聲音，不如說體現的是整個女高師學生對自身的定位。她們積極參與“五四”運動，參加各種演講，爭取婦女解放，在報紙雜誌上主持女子問題的討論等，都體現出她們對社會事業的極大關注，體現出她們成就一番社會事業的雄心壯誌。然而，她們在求學過程中已感受到來自自由戀愛的痛苦與欺騙，畢業之後，她們曾經的事業與誌趣猶存，然而卻已被拉入另外一種她們始料不及的生活旋渦中。猶記得理想、事業的她們，體會到的當然是苦痛與憂傷。當她們與其他選擇不同道路從而有著不同命運的故人相比較時，這種感受尤其強烈。《何處是歸程》
廬隱：《何處是歸程》，《小說月報》1927年第18卷第2號。
中的沙侶，在平淡的生活中本就消磨掉了不少意誌，當她要迎接曾經的同學——獨身而學成歸國的玲素以及抱獨身主義而可自由奮飛的三妹時，她控製不住地在梳妝台前打量起了自己，“鏡子裏自己的容顏老了許多，和牆上所掛的小照，大不同了。她不免暗驚歲月催人，梳子插在頭上，怔怔地出起神來”。這樣的打量結果，顯然是她將自己與玲素、三妹進行對比的產物。這種自慚形穢，又明顯過渡到了自怨自艾：
怎麼一回事呢？結婚，生子，作母親，……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業誌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陳跡……女人，……這原來就是女人的天職。但誰能死心塌地的相信女人是這麼簡單的動物呢？……整理家務，扶養孩子，哦！侍候丈夫，這些瑣碎的事情真夠銷磨人了。社會事業——由於個人的意誌所發生的活動，隻好不提吧。……哎，我真太怯弱，為什麼要結婚？……現在隻有看人家奮飛，我已是時代的落伍者。十餘年來所求知識，現在隻好分付波臣，把一切都深埋海底吧。希望的花，隨流光而枯萎，永永成為我靈宮裏的一個殘影嗬！
廬隱：《何處是歸程》，《小說月報》1927年第18卷第2號。
這長長的一段心理活動，無疑含著兩種不同的聲音：過去有著事業誌趣的生活、現在仍保持著事業誌趣的“奮飛”者的生活，與現世庸俗的婚姻家庭生活、相夫教子的平淡生活。兩相對比，新\/舊、時髦\/落伍、高\/下之間的價值判斷立現。這價值判斷背後，正是獨身\/結婚這一對對立物。而她思想中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邏輯鏈條，正在於她有“十餘年來”的求學曆程，本有著“希望的花”，而且已經不再“死心塌地的相信女人是這麼簡單的動物！”她和她們那一代人之女醒了，然而醒了、奮鬥了那麼久，甚至可以說，已經取得了自由戀愛的階段性勝利之後，她們發現，“結婚，生子，作母親，……這原來就是女人的天職！”她們和傳統的沒有受到高等教育的女性到底有何區別？她們這些醒來的娜拉，到底該朝哪條路走去，才能找到“希望的花”盛開的地方？“何處是歸程”，可以說是那一時代的女性用整個痛苦的生命體驗，麵向時代提出的悲愴之問。
然而這批新女性的心靈創傷還不止於此。在《勝利以後》這篇值得重視的小說中，廬隱明確地將這批新女性的心理，概括為“回顧前塵，厭煩現在，和恐懼將來”。“前塵”中，她們意氣風發，“什麼為人類而犧牲咧，種種的大願望”，而“現在”呢，牽扯於無休無止的世俗中，“味同嚼蠟”，“將來”呢，沒有一種願望能夠實現，她們的知識、抱負、理想都成為海市蜃樓！不僅如此，由於社會上的人對這批新女性的期望本來非常高，所以他們看著她們“勝利以後”的模樣，禁不住這樣評價：
現在我國的女子教育，是大失敗了。受了高等教育的女子，一旦身入家庭，既不善管理家庭瑣事，又無力兼顧社會事業，這班人簡直是高等遊民。
廬隱：《勝利以後》，《小說月報》1925年第16卷第6號。
自視為高級精英、社會棟梁的新女性，現在卻被人稱為一無所長、無根無依的“高等遊民”！聽到這話的新女性沁芝，緊跟著就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女子進了家庭，不作社會事業，究竟有沒有受高等教育的必要？”
廬隱：《勝利以後》，《小說月報》1925年第16卷第6號。
讀到這樣的疑問，一代新女性衝入家庭之後出現的身份困惑就赫然顯現在我們麵前。家庭\/社會，孩子\/理想，就這麼成了不可打通的存在，逼得她們左衝右突，無路可走。“作著理想的花園的夢的女子，跑到這種的環境之下，……這難道不是悲劇嗎？”
廬隱：《何處是歸程》，《小說月報》1927年第18卷第2號。
沙侶當年就感知到了這樣的身份悲劇。廬隱則明白地表示，女性生下孩子後會為孩子付出巨大犧牲：“正是能犧牲自己而愛，愛她們的孩子，並且又是無所為而愛的嗬！”
廬隱：《寄燕北諸故人》，《晨報副刊》1927年1月15日第1506號。
然而她們的這種犧牲並不被社會認可，為此她感到悲憤：“女子因育兒的關係，卻被社會如此殘酷的待遇，更使我們感覺到不平之憤。”
廬隱：《中國的婦女運動問題》，《民鐸》1924年第5卷第1號。
她呼籲“女子不被限製於家事及育兒方麵，應當予以同等的機會，發展她們的體力及智力。這一層關係減少工作的時間最密切……”
廬隱：《中國的婦女運動問題》，《民鐸》1924年第5卷第1號。
可見，新女性在孩子問題上的猶豫與痛苦，牽連著的其實是整個中國婦女解放的程度問題，是如何看待職業女性、家庭女性的地位問題，如何看待男女平等的問題。
三
叛逆的兒女們成為新一代之父的書寫中，應該重視的還有因經濟窘迫而導致的異化問題，而隱匿其間的，則是叛逆之子一直想打破的父權思想。
洪為法的《做父親去》
洪為法：《做父親去》，《幻洲》1926年第1卷第3期。
寫“我”的妻子若若因經濟困難隻得去南京娘家生產，但受到母親排擠，日子過得十分艱難。陳明哲《父親》
陳明哲：《父親》，《現代小說》1929年第2卷第1期。
中的年輕男子C剛當父親時，覺得“‘父親’，這是怎樣可怕的一個名詞呀！”因為C隻知道消費，而不知道生產。他認為剛出世的兒子是個麻煩東西，連去嶽母家報喜都是麻煩的證明。小說寫他去醫院，夫人住進了一等病院，他擔心負擔過重。後見到了嶽母，嶽母讓他抱一下孩子，他不敢。末尾標注是“一九二七，一，十三——平兒生後二日”，顯然，該小說中的C就是作者的代號，C的感受有作者的印記。鬱達夫《蔦蘿行》中的“我”將孩子視為“煩惱的種子”。最初不知妻子已懷孕，見其嘔吐而發怒。“我”在社會上是一個怯弱的受難者，然而在家庭內卻是一個凶惡的暴君。“在社會上受的虐待，欺淩，侮辱，我都要一一回家來向你發泄的。可憐你自從去年十月以來，竟變了一隻無罪的羔羊，日日在那裏替社會贖罪，作了供我這無能的暴君的犧牲。我在外麵受了氣回來，不是說你做的菜不好吃，就罵你是害我吃苦的原因。”想到孩子即將出生，而“我”將來可能失業，“我”就罵她去死，說她死了自己才可以出頭，說自己辛辛苦苦是在為她們做牛做馬。最終，“我”隻能無奈地將妻兒送上回老家的火車。彭家煌的《父親》
彭家煌：《父親》，《民鐸雜誌》1927年第9卷第1號。
寫新青年鏡梅君當父親以後的情態。其兒子培培隻有十個多月，卻時常被鏡梅君罵為小東西、雜種、小畜生。這一晚，鏡梅君回憶起白天打麻將的失敗，加之牌桌上那年輕寡婦給他刺激卻沒有讓他得到滿足，他十分不快。此時培培像蚯蚓般蠕動起來，立即引發了他的怒罵：“……我打死你，小畜生，鬧得人家覺都不能睡，我花錢受罪，我為的什麼，我殺了你，可惡的小雜種！”最後，他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待他的深恩厚德，自覺慚愧，所以抱著培培在房裏踱步。但當培培再哭時，他又感到了擾亂，開始嚇唬培培。第二天早晨，孩子忘記了，夫人也忘記了，他自己醒得最晚，內心羞怯，但也隻是通過“Hello，Baby！Sorry，Sorry!”的言語來道歉。魯迅的小說《幸福的家庭》
魯迅：《幸福的家庭：擬許欽文》，《婦女雜誌》1924年第10卷第3期。
中的父母親均是新知識分子。這母親原本是一位“嘴唇通紅”“笑眯眯的掛著眼淚”的少女，然而在婚姻生活中輾轉了五年的她，和賣柴的、賣白菜的小販討價還價，把柴堆在床下，把白菜擺成“A”字形，又因女兒打翻油燈而大打出手，已變成了一個“陰淒淒”“兩手叉腰”的家庭主婦，全無溫柔與高雅了。《父親的懺悔》
蘇兆驤：《父親的懺悔》，《小說世界》1928年第17卷第1期。
中的楊先生，在兒子麟兒周年忌這天滿是愧疚。他後悔自己當時一味忙著趕稿子而不和孩子交流，不給孩子買他想要的白菊花，不給他買好鞋子、好衣服，而在孩子生病時，他明知道自己的朋友陳醫生的醫術並不高明，但為了省錢，也因以為那病並不嚴重而讓其醫治，結果孩子很快離世。
張資平的小說《百事哀》《小兄妹》《雪的除夕》《植樹節》《寒流》等，寫的都是貧窮的男教員的艱苦生活。與孩子的關係，成為作者凸顯教員生存艱難的重要組成部分。《小兄妹》中的教員J本是留學法國歸來的博士，經人介紹與從教會女中畢業的女子相識並結婚生子。J深受欠薪之苦，夜裏寫稿得了腦病，妻子又快生二胎，J隻得外出四處借錢。他奔忙了兩個鍾頭，拜訪十幾家商店，才零零星星地借到了二十八塊錢，而產科醫生就要去了二十元。在回去的車上，J盤算著如何開支這八元錢，認為孩子、妻子都是他的拖累，他自己這些年是在做牛做馬。《百事哀》中的教員V，家貧、薪水低還常被拖欠。他在妻子分娩、嬰兒重病、學校辭退的接連打擊下陷入絕境。《雪的除夕》中的教員V等著政府發錢過年，無奈債主登門，兒子生病。《植樹節》裏的V，麵對學校欠薪、米價上漲，他和兒子在植樹節時出去走走，但毫無喜悅。《寒流》中的教員C是“家庭的暴君”，因時局不穩，學校無薪，隻得將夫人與一子一女送回嶺南鄉下去。與妻兒分別後，他飽嚐思念之苦，然而妻兒在時他卻並未溫柔相待。
在經濟壓力巨大的情況之下，新青年們成為父親之後並不能做到真正地、無私地愛孩子。不僅如此，就在那些敘述的縫隙中，還透出了這些“新”一代父親身上仍潛藏著的傳統父權思想。
魯迅《弟兄》中的張沛君在公益局辦公，平時號稱與其弟靖甫在錢財上從不分彼此。然而其弟發熱之後，他誤以為是時症猩紅熱，緊張至極，潛意識中立即開始算計財產問題，並思謀著隻讓自己的孩子去讀書。在夢中，他命令自己的三個孩子進學校去，“卻還有兩個孩子哭嚷著要跟去。他已經被哭嚷的聲音纏得發煩，但同時也覺得自己有了最高的威權和極大的力。他看見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鐵鑄似的，向荷生的臉上一掌批過去……”在後續的夢境中，“荷生就在他身邊，他又舉起了手掌……”
魯迅：《弟兄》，《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頁。
張沛君的虛偽麵孔由此被揭穿，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之所以“覺得自己有了最高的威權和極大的力”，正是因為擬想中弟弟去世後自己成了荷生的最高統治者，因而可以主宰其生死。
彭家煌《父親》
彭家煌：《父親》，《民鐸雜誌》1927年第9卷第1號。
中的鏡梅君，“擔負家庭間大半經濟的責任，他常覺自己是負重拉車的牛馬，想藉故吵著好脫離羈絆，好自個兒在外麵任情享樂……”晚上，鏡梅君在床上要畫大字，讓每一寸皮膚都舒坦，他的夫人和孩子被擠在一邊，當培培侵犯到他的領域裏，他立馬生氣；因培培哭泣、家裏吵鬧而不想再負擔家庭責任；培培的哭泣在他眼裏乃是一種忤逆行為，於是他“臉子驟然變了，不肯輕易放棄的威嚴又罩下來，口裏又是：‘還哭啊，還哭啊，我打你！’”地威嚇著。第二天早晨，孩子忘記了，夫人也忘記了，他自己醒得最晚，內心羞怯，但轉念一想：“重要的感覺卻又是：犯不著對屬於自己統治之下的妻兒作過分跼蹐的醜態；犯不上在婦孺之前露出文明人的弱點來。”罵孩子為小雜種、小畜生，認為兒子應在自己的威嚴統治之下的梅君，離“五四”時期呼喚的新一代父親的距離顯然十分遙遠。
此期的郭沫若小說中，父親愛子，而子也愛父。但在郭沫若的父子倫理敘事中，依然存在著父子關係的緊張。這主要體現在愛牟對兒子偶爾的責罵、訓斥上。喜怒無常的愛牟生氣、發怒時，所有的孩子都不敢說話。在《行路難》中，愛牟因退房問題而與日本房東交涉，受到了侮辱，就把“凡這十幾年來，前前後後在日本所受的悶氣，都集中了起來”。然後把他的妻兒作為仇人的代替品，把他的怨毒一齊向兒子們身上放射——
餑餡！餑餡！就是你們這些小東西要吃甚麼餑餡了！你們使我在上海受死了氣，又來日本受氣！我沒有你們，不是東倒西歪隨處都可以過活的嗎？我便餓死凍死也不會跑到日本來！啊啊！你們這些腳鐐手銬！你們這些腳鐐手銬喲！你們足足把我鎖死了！你們這些肉彈子，肉彈子喲！你們一個個打破我青年時代的好夢。你們都是吃人的小魔王，賣人肉的小屠戶，你們赤裸裸地把我暴露在血慘慘的現實裏，你們割我的肉去賣錢，吸我的血去賣錢，都是為著你們要吃餑餡，餑餡，餑餡！啊，我簡直是你們的肉饅頭呀！你們還要哭，哭甚麼，哭甚麼，哭甚麼喲！
把兒子們稱為“腳鐐手銬”“肉彈子”“吃人的小魔王”“賣人肉的小屠戶”，而把自己稱為“肉饅頭”，這就把自己被孩子們所累甚至所吃的擔憂心態展露無遺。這樣的罵語中，兒子純粹是他生命的對立物、累贅物，父子關係就成為一種施舍與獲得的關係，而不是生命間平等對話的關係了。這種食品化自己的傾向，在《未央》中也有體現。他在照拂兒子睡著後，怎麼也睡不著，此時，他“覺得他好象是樓下醃著的一隻豬腿，又好象前幾天在海邊看見的一匹死了的河豚，……他覺得他心髒的鼓動，好象在地震的一般，震得四壁都在作響”。“豬腿”而被醃著，顯然是即將被吃，“河豚”而成為“死了的”，顯然也是生命的終結，有被吃的可能。雖然愛牟所想本來意在說明自己當時快被累病了的狀態，然而使用這些意象本身，就說明愛牟內心是將兒子當成拖累自己的人，自己的付出是一種犧牲，甚至是無意義的犧牲。而在《十字架》中，愛牟讀完曉芙自日本的來信後痛苦不堪，此時他湧出的想法中，就有這樣一個：“我不久便要跑到你那裏去，實在不能活的時候，我們把三個兒子殺死，然後緊緊抱著跳進博多灣裏去吧。”
郭沫若：《漂流三部曲·十字架》，樂齊主編《郭沫若小說全集》，中國文聯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頁。
在愛牟眼裏，三個兒子就是他和曉芙的私有物，他們完全可以決定這三個孩子的命運，全然不管孩子的人格，不管孩子對生\/死的自由選擇權。這些“新”一代的父親顯然並不擁有全新的父子倫理觀，傳統父權思想依然在他們的行為中頑固地存在著。
餘論
饒有意味的是，在這一時期的思想討論活動中，《婦女雜誌》曾以“我將怎樣做父母親”為題麵向社會征稿，並於11卷11期（1925年11月1日）上刊載了當選的12篇文章，透出了一絲明亮的氣息。在選載之文的作者中，有還未畢業、未曾結婚生子的大學生，有教員的妻子，還有五十多歲的老太太。但不管是何種身份，這些應征者都在傳遞極為積極的、與“五四”時期主流父親觀相吻合的觀念。如果說，署名瑞雲的《我的痛悔已遲了》代表50多歲、有錢卻沒有成為好母親的一批人在向整個社會懺悔，薑超嶽的《把一想的情願供獻出來》通過講自己培養孩子的經驗，在向社會傳遞成功的例子，那麼那些未做父親、母親的應征者，則是在想象中呼應了整個社會當時的父母觀。比如，來自東大的學生劉孝伯所寫的《門外漢的一點意見》，分“未墮地前之準備”“誕生後的措施”兩種。在前者中，他首先論及女性的選擇，認為要講究自由戀愛，談戀愛時“不應當在face及服飾上用功夫；應當調查對方的體質性情，及其他資稟等是否良好”，以及對方家族是否有遺傳性疾病等；其次，他論及經濟的能力之於做父親的必要；最後，他論及養育的知識，舉了涵括生活習慣、教育、觀念的更新等觀點20條。在後者中，他論及子女墮地時，要讓他們飲食有度，起居有節，以養成他們良好的習慣；孩提的時候，宜備些積木圓球攢紙，等等。徐學文的《如何才算不是失責呢》，一開頭就問：“從‘子’的蛻變到‘親’的地位，在人類裏試問有何困難呢？”針對一般認為隻要生活能解決就可以生的觀點，他認為單單養育是不夠的，“更有許多更重大的問題，知識、道德、健康，這些條件，可以說比經濟要有幾倍的重要”。否則養出來的雖有人的模樣，但實在可以影響到社會的墮落，犯了不負責任的罪。吳祖襄《和大家談談可能罷》談做父親的多種可能，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強調這是自己的責任。“我們對於孩子的希望，是要作一個全健的公民，此時我們的希望當已實現；故我們已完結我們自己的責任。”林文方在《願極意講求自己的人格》中說：“假使我真的有‘做父親’的命運，那麼，我決不願意以嚴父自居；我必定要實現我‘做父親’的親字一義，使我的兒女都感受到我為父的可親之點。換句話說，我決不願套著舊家庭的父親的板調，在我的兒女麵前裝出鐵冷的臉孔，藉以表現自己為父親的尊嚴，致至親骨肉如兒女對待父親竟演成遠見遠走的活劇。”《赤裸裸的陳說一下》則是一個未婚的女性就如何行使母親的職責談的自己看法。作者認為，在教育兒童上，不是用威逼恐嚇逼其就範，而是用“天然的愛”去“感化”兒童。在這些論述中，我們已明顯感到，對父權的反叛，父母對孩子無恩而隻是負有健全地生他、養他、解放他的責任，父母應該愛孩子，兒女不是父母的私有物，應該尤其注重孩子人格的健全，等等，已成為他們的共識。無疑，這是“五四”時期兩代叛逆的兒女們經過艱辛努力而達致的效果，具有值得肯定的風向標的價值。但當我們留意到具體的小說文本中那些已經成為父輩的叛逆之子的具體表現，我們會發現，父子倫理的理論主張是光明的，而其現實實踐是黯淡的，至少不是那麼光明因而可以簡單化對待的：曆史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
網絡文藝符號精神分析研究
馬立新付慧青
作者簡介：馬立新，山東師範大學數字藝術哲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付慧青，山東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數字藝術倫理學研究》（課題號：13BA010）、山東省社科規劃重點項目《數字藝術權利與義務研究》（課題號：18BWYJ07）階段性成果。（山東師範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濟南250014）
內容摘要：網絡文藝符號主要包括網絡文學、網絡劇、網絡音樂、網絡節目、網絡電影、網絡直播、網絡動漫、網絡遊戲、網絡短視頻等九大能指，其中網絡語言符號是九大能指的共同表征。網絡文藝主體在對這種符號的創造和使用中顯示了主體精神層麵的各種症候，主體在“本我”統治下形成了“第二人格”，最終成為拉康鏡像中的“偽自我”，並將“他者”形象在多次認同中轉化為主體心中的“心象”，最後主體在“本我”快樂原則的統治下，實現了“本我”和群體的狂歡。
關鍵詞：網絡文藝；符號生產機理；精神分析
中國網絡文藝自網絡文學發端，經過二十年左右的迅猛發展，迄今已經形成包括網絡文學、網絡遊戲、網絡劇、網絡電影、網絡節目、網絡直播、網絡音樂、網絡動漫、網絡短視頻等九大數字藝術類型在內的極其龐大的藝術生態格局。網絡文藝不僅在數量和規模上遠遠超越了傳統文藝，而且在符號美學上也顯現出很多迥異於傳統文藝的異質成分。任何文藝都是人類精神的產物，必然銘刻著人類的精神特征。那麼，中國網絡文藝的符號創造與創新究竟折射出當代中國人怎樣的精神症候，又具有怎樣的人學意蘊？本文試圖對這個尚無人問津的問題進行初步探索。
一、 網絡語言符號——注意力生產下的欲望符號
在網絡文藝迄今生成的極其龐大和多樣化的新型符號係統中，網絡語言符號乃是其本質性的表征。
馬立新、付慧青：《網絡文藝符號學研究》，《中國現代文學論叢（第十三卷·2）》，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網絡語言符號對符號對象也就是使用主體有強烈的依賴性，網絡語言符號的符號意義隻有在使用主體的使用過程中得以顯現，因而網絡語言符號的存在方式又寄生為主體的第二性，本身作為一種“情感符號”，它又是人類感官的延伸，是抽象情感的具象化形式。又因“人是通過語言將自己對現實的感性關係標注為一種以符號為中介的象征”
藍若宇：《淺析文化的身份與認同——以網絡惡搞為例》，《傳媒觀察》2010年第3期。
，因而網絡語言作為一種新的表達方式，它的出現必然帶有人類心理或精神的強烈印記。將精神分析與結構語言學相結合，進行藝術研究上的“語言轉向”，通過語言來對言說主體進行精神分析已實屬不鮮。拉康就曾提到“無意識是語言的產物，它受製於語言經驗，是語言對欲望加以組織的結果”
［英］ 瑪爾考姆·波微：《拉康》，牛宏寶、陳喜貴譯，昆侖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
那麼，網絡語言作為一種戲謔式的語言符號，該符號生成以及該符號類型特點的背後又隱藏了符號創造主體怎樣的精神狀態呢？
一方麵，由於網絡自由性的存在，網絡語言符號是一種擺脫了“話語權勢”的“自由語義”；網絡語言符號自身的社會性、功用性減弱，又使得網絡符號成為一種解構式的外延符號，一種基於使用情境下的情緒符號。另一方麵，網絡的互動性使得網絡文藝在生產機製上實現了傳播即生產、消費即生產，因而使其符號在傳播消費過程中，在能指層麵“易變”的同時又在一定條件下發生著“異變”，所以網絡語言符號的構成方式又是一種能指的序列。
如果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出發，能指、語言、精神性之間又存在著哪些微妙的聯係？在精神分析學大師拉康看來，能指構成了語言，而網絡語言符號的構成正是遊離於價值序列之外的能指的序列碎片。立足於這一點，對於網絡語言符號的創造主體而言，網絡語言符號就是對價值世界的逃避，是一種“避世”心理的驅使。前麵我們提到，網絡語言符號是具有依賴性的，而存在於符號構成中的能指同樣具有依賴性，依賴於使用主體，依賴於情緒語境。此外，網絡語言符號中單個能指的無意義性，意味著能指又依賴於能指之間的組合方式，這樣網絡語言符號中的能指就具有了“多重依賴性”，而“能指鏈的‘多重依賴性’向下延伸就到了精神過程的隱蔽世界”
［英］ 瑪爾考姆·波微：《拉康》，牛宏寶、陳喜貴譯，昆侖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頁。
。同時，網絡語言符號也是放逐所指的能指的嬉戲，而對於網絡語言的創造主體而言，他們作為“能指的主人”，對於網絡語言符號的創造過程就是對於“能指遊戲”的把玩，“是以快樂體驗為目的的人的自由的虛擬性精神生活領域的擴展”
董蟲草：《弗洛伊德眼中的遊戲與藝術》，《浙江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3卷。
。在這裏，快樂既不是產品的屬性，也不是生產活動的屬性，它是精神分析學性的，因為它把審美的精神關係引入網絡文藝符號文本中，沉迷於網絡語言符號的創造者會使自己符合於切割的文本，符合於零散的語言、拚貼的形式，這一過程就是符號創作主體對於“能指遊戲”把玩的快樂。
我們還提到網絡語言符號是一種“解構式的外延符號”，而網絡語言符號是存在於網絡文藝這個符號文本之中，網絡文藝符號文本係統由於網絡的互動性，為受眾對於網絡語言的元語言符號進行多次解構、無限解構提供了可能。例如“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等我回來”這句網絡語言，語言主體在這個元語言的基礎之上又解構出了“你站在這裏不要走動，我去給你搬一棵橘子樹來”“你站在這裏不要走動，我去種棵橘子樹”“我去吃幾個橘子，你就在此地不用等我回來了”等多種的語言形式。同樣還有，“你是真的皮”“你不是人造革，你是真的皮”“皮卡丘都沒你皮”“皮一下很開心嗎？”然而，網絡語言符號的這種解構特性是帶有“召喚性”的，這種“召喚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麵：
第一，網絡語言符號的可解構性、可解構的無限性以及解構後變義的不確定性又共同引發了網絡語言符號能指鏈的自我擴充，所以網絡語言符號係統內部就隱含著一種隱性的“召喚”。第二，前文中提到的受眾對於網絡文藝文本的閱讀行為，其中的“抵抗式閱讀”和“破壞式閱讀”也都是帶有解構特性的審美創造力活動，所以，在網絡文藝符號文本中解構“是一直存在於結構內部的一種充盈著勃勃生機的顛覆性力量”，而這種“解構性”的顛覆性力量同時又是一種“創造性”，網絡文藝符號文本的意義就存在於受眾在其解構中重構的審美再創造，所以當重構完成之後，解構便重新蘇醒，新一輪的解構又重新開啟。從這一層麵而言，網絡文藝符號係統的這種解構性是帶有“召喚性”的。最後一點，在伊瑟爾看來，召喚結構存在於文本中的“意義空白與未定性”中，由此發揮受眾的能動性作用。對於文本中的“未定性”，它實則是屬於文本內部的不穩定性結構，而這種不穩定性則取決於受眾的審美活動。在前文中，我們提到，受眾對於網絡文本的閱讀行為是一種享樂過程，享樂和文本的結合，是一種實踐同另一種實踐的對接，一方麵這兩者的相會絕不可能被準確地固化定位，同時這種相會作為一種動態過程本身就帶有一定的不穩定因素，又加之這種動態過程是基於網絡互動性實現的，而網絡互動的不確定性機製更加劇了這種不穩定性。與此同時，伊瑟爾認為“空白”是誘發受眾再創造能動性發揮的又一動力因素，認為“文本結構的空白成為作品和讀者相互作用的驅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