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各項管理要素中最活躍的因素，也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如何用人就必然成為管理藝術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對用人之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過生動的事例和精辟的論述。曆史上的“明主賢君”都具有尊賢重士、求賢若渴的品德，不論諸侯列國或曆代封建王朝，其興衰史幾乎都與其用人是否得當相聯係。韓非子說：“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韓非子·難勢》。這種把人才看成是最重要的戰略資源的思想，是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精華。
（八）五德皆備的領導素養
中國曆史上有許多事例說明，一個領導者是否具有必要的領導素質，直接關係到領導的成敗。如楚漢相爭，劉邦能成功，關鍵一點在於劉邦具有帥才。劉邦雖非全才，但善於用人，集合各種人才，故能取勝。他自己這樣說過：“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記·高祖本紀》。作為一個現代企業的領導者，應該繼承民族的優良傳統，借鑒中國傳統管理思想對領導素質的要求。《孫子兵法·計》中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十一家注孫子·張預》說：“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為大將。”智，就是智謀，也泛指知識，孫武把智放在“五德”的第一位，這說明對領導者指揮才能的重視。信，就是講信用，言必行，行必果，這是領導者的一種美德，也是領導者的力量所在。仁，就是以濃厚的感情對待下屬，實行管理民主。勇，就是勇敢果斷，勇必須以謀為支持，勇與謀應該統一起來，有勇無謀是冒失，有謀無勇是亻於儒，有勇有謀才是值得提倡的。嚴，就是嚴明的紀律和嚴明的法令。對上述五個方麵的素質，日本學者占部都美在《怎樣當企業領導》一書中指出：“孫子的這些主張在2000年後的今天仍然是適用的。”
（九）上兵伐謀的戰略思想
企業經營戰略問題是當今企業經營管理中的熱門話題。戰略的重要性及其對全局的影響，中國曆史上有過不少論述與事例。孫武是古代第一個形成戰略思想的人物。孫武說：“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兵法·謀攻》。如何正確製定戰略，孫武認為要“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要“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即從“道、天、地、將、法”五個方麵進行分析研究，從“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孫子兵法·計》。七個方麵對比敵我雙方的優劣，在“知己知彼”的基礎上確定戰略目標，作出戰略決策，製定戰略計劃。三國時諸葛亮的“隆中對”可算是典型事例之一。諸葛亮尚未出茅廬，就對當時的各個勢力集團作了透徹的分析，並提出了一整套的戰略方針與戰略計劃。如果當時處於劣勢的劉備沒有“隆中對”作指導，是無法同曹操、孫權形成三分天下之勢的。
（十）出奇製勝的權變經營藝術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間競爭日趨激烈。經營必須善於競爭，競爭則必須出奇製勝，必須善於變化，中國傳統管理思想有許多這方麵的論述。孫武說：“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孫子兵法·勢》。戰國時白圭經商如“孫吳用兵”,善於出奇製勝，成為著名的大商人。司馬遷在總結當時一些重要商人的經營活動時曾特別強調：“夫纖薔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史記·貨殖列傳》。意思是說：勤儉節儉，舍得花費力氣，這是一般商人都能做到的，然而若想發財，則必須以奇取勝。在這裏，“奇”就是超群出眾的經營藝術。經營藝術水平越高，取得經營成功的機會就越大。掌握出奇製勝之術，必須重視市場預測。白圭認為，經營不但要善於“樂觀時變”,而且要“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也就是說，不但要預測市場變化，而且在看準行情之後，能夠及時決策，迅速行動，就像猛獸撲食、雄鷹搏兔一樣。掌握出奇製勝之術，更必須重視經營策略。在價格策略方麵，掌握價格變化規律，“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貫徹薄利多銷原則，“欲長錢，取下穀”.在產品策略方麵，商品購銷的基本方針是“人棄我取，人取我予”;注意商品質量，即所謂“務完物”等等。傳統經營“用奇勝”,對現代經營者增強競爭意識，提高經營藝術，應該說也是啟迪良多的。
中國傳統管理思想中也有不少糟粕內容，其消極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對後世影響最嚴重的有以下幾方麵：
其一，輕視經濟工作的思想。孔子首先提出了重義輕利的觀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因此他“罕言利”.孟子也強調：“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在這種思想影響下，後代封建社會中不但把從事生產勞動看作“小人”之事，連農、工、商的經營管理乃至國家的理財工作，也被說成是“言利”而受到儒者的鄙視。即使是一些對官場腐敗感到深惡痛絕的知識分子，也寧可“安貧樂道”、“隱居求誌”,不肯從事生產、流通等經濟活動，尤其不肯經營工商業。如果說，在儒學未成為正統思想的時代，還曾出現過子貢、陶朱公、白圭等有學問的商人，出現過司馬遷那樣探討經營致富的學者，在此後的2000年中這類情況可就少了。一些為國理財卓有成效的理財家桑弘羊、劉晏、王安石、張居正等，也都遭受“正宗”儒者的唾罵。重義輕利、貴義賤利的教條在2000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形成了一條隔絕知識和經濟的鴻溝，貽害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