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看待世界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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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是一座重要的“記憶之城”，保留了極為豐富的文明記憶。羅馬也是一座“記憶之城”，但羅馬和京都很不一樣。
羅馬極其古老，到處可以感覺其古老，但也因此和現代的因素常常出現衝突。例如觀光必訪的特雷維噴泉“許願池”，大家去的時候不會有強烈的違和感嗎？古老而宏偉的雕刻水池被封閉在逼仄的現代街區裏，再加上那麼多拿著手機、相機擁擠拍照的人群，那份古老簡直被淹沒了。
或者是比較空曠的羅馬古城，那裏所見的是一大片顯現時間嚴重侵蝕的廢墟，讓人漫步在荒煙蔓草之間，生出“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的無窮唏噓。在這裏，隻有古老，沒有現代，沒有現實。
羅馬、佛羅倫薩、威尼斯這些城市裏，基本上記憶歸記憶，現實歸現實，在古跡或博物館、美術館裏，我們沉浸在曆史文明記憶中，走出來，則是很不一樣的當前現實生活環境。相對地，在京都或巴黎能夠得到的體驗，卻是現實與曆史的融混，不會有明確的界限，現代生活與古老記憶彼此穿透。
我的知識專業是曆史，我平常讀得最多的是各種曆史書籍，因而我會覺得在一個記憶元素層層疊疊、驀然難以確切分辨自己身處什麼時空的環境中，能產生一份迷離恍惚，是最美好、最令人享受的。
二十多年來，我一再
重訪京都，甚至到後來覺得自己是重返京都。我可以列出許多我想去、應該去，卻遲遲還沒有去的旅遊目的地，其中幾個甚至早有機會去但都放棄了。內蒙大草原、青藏高原、瑞士少女峰、北歐冰河與極光區，這幾個地方都是大山大水、名山勝景，但也都沒有人文曆史的豐富背景。好幾次動念要啟程去看這些自然奇觀，後來卻總是被強大的衝動阻礙了，往往還是將時間與旅費留下來，又再回到巴黎或京都。
我當然知道在那些地方會得到自然的震撼洗禮，然而我的偏執就表現在，一想到平安神宮的神苑，或是從杜樂麗花園走向盧浮宮的那段路，我的心思就又向京都、巴黎傾斜了。我還是寧可回到有記憶的地方，有那座城市的記憶，然後又加上了我自己在那座城市裏多次旅遊的記憶，集體與個體記憶交錯，組構了在意識中深不可測的立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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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有特殊的保存記憶的方式，源自一份矛盾。京都基本上是木造的，去到任何建築景點，請大家稍微花幾分鍾駐足在解說牌前，不懂日文也沒關係，光看牌上的漢字就好了。你一定會看到上麵記載著這個地方哪一年遭到火燒，哪一年重建，哪一年又遭到火燒然後又重建……
木造建築難以防火，火災反複破壞、摧毀了京都的建築、街道。照道理說，木造的城市最不可能抵擋時間，燒
毀一次會換上一次不同的新風貌。看看美國的芝加哥，一八七一年經曆了一場大火，將城市的原有樣貌完全摧毀了，在火災廢墟上建造起新的現代建築，才有了我們今天所認識的這個芝加哥。
京都大量運用木材，一方麵受到自然環境影響，旁邊的山區適合生長可以運用在建築上的杉木；不過另一方麵更重要的，是文化上模仿了中國的先例。中國傳統建築以木材而非石材構成，很難長久保存，使得留下來的古跡，時代之久遠遠不能和埃及、希臘、羅馬相提並論。中國存留的古建築，最遠隻能推到中唐，距今一千兩百年，而且那還是在山西五台山的唯一孤例。
伴隨著木造建築，京都發展出一種不曾在中國出現的應對策略，那就是有意識地重建老房子。不隻是燒掉或毀損了的房子盡量按照原樣重建，甚至刻意將一些重要建築有計劃地每隔十年、二十年部分或全部予以再造。
再造不是“更新”，而是為了“存舊”。不隻是再造後的模樣沿襲再造前的，而且固定再造能夠保證既有的工法不會在時間中流失。上一代參與過前麵一次建造過程的工匠老去前，就帶著下一代進行重造，讓下一代也知道確切、詳密的技術與工序。
這不是由朝廷或政府主導的做法，而是徹底滲入京都居民的生活習慣。京都最珍貴的曆史收藏不在博物館裏，而
在一間間的寺廟中。每一座寺廟都有自己的寶庫，大部分寶庫都是“限定拜觀”，一年隻開放幾天，或是有些藏品一年隻展示幾天。最誇張的，像是大覺寺（侯孝賢電影《刺客聶隱娘》的拍攝取景地）有一座“敕封心經殿”，裏麵收藏了嵯峨天皇為了避疫祈福所寫的《心經》，每逢戊戌年才會開放拜觀——是的，每六十年一次！
我在二〇一八年看到了這份天皇手抄的《心經》。步入小小藏經殿堂時，無可避免心中算著，上一次公開是一九五八年，我還沒出生，下一次公開是二〇七八年，我必定不在這個世界上了。這是我畢生唯一一次逢遇的機會，幸而來了。如此產生了奇特的時間感，一種更大尺度的曆史性撲麵而來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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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在羅馬古跡廢墟間，黃昏時刻聽到附近修道院傳來的晚禱聲，而起心動念要寫《羅馬帝國衰亡史》，我也是在一個清楚記得的時刻，有了寫這樣一套解讀日本現代經典小說作家作品的想法。
時間是二〇一七年的春天，地點是京都清涼寺雨聲淅瀝的庭園裏。不過會坐在庭園廊下百感交集，前麵有一段稍微曲折的過程。
那是在我長期主持節目的台中“古典音樂台”邀約下，我帶了一群台中的朋友去京都賞櫻。按照我排的行程，這一天去嵐山和嵯峨野，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