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的疾痊及影響。三國時期是我國曆史上自然災害頻發的高峰期，寒冷的氣候，頻繁的戰爭，常常引發瘟疫流行。而瘟疫反過來又對三國時期的宗教、軍事、經濟乃至社會心態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古代文獻所記載的“瘟疫”、“疾疫”往往泛指流行性傳染病，其致病機理、病種類別等至今尚不能完全考證清楚，但其作為一種對人類危害極大的自然災害長期存在卻是無疑的。三國時期戰爭頻繁，疾疫也常相伴隨，據有關文獻資料統計，整個三國時代發生疾疫的次數多達二十二次，這對三**事的勝敗與人口的減耗關係甚大，這樣也就相對延緩了戰爭進程。著名的赤壁大戰，兵力占絕對優勢的曹軍最後一敗塗地，除了士兵不習水戰外，軍中爆發瘟疫是一大原因。《三國誌•；蜀誌•；先主傳》載:劉備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孫權晚年窮兵黷武，欲攻打珠崖(今海南島)及夷州(今台灣)。名臣全琮勸諫，“權不聽，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權深悔之”。結果兩地沒有攻下，吳軍卻損兵折將，大敗而歸；最典型的是，孫吳建興二年(253)，諸葛恪領軍二十萬圍攻曹魏合肥新城，連月不下，時值盛暑，軍中爆發瘟疫，“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迫使諸葛恪無功而返。三國時期的戰爭之所以曠日持久且雙方往往都難取勝，與這些頻繁爆發的疾疫製約不無關係。
瘟疫對漢末三國宗教的盛行也有一定促進因果關係。漢末三國間，以巫師方士為主體的道教十分盛行。如果我們結合當時環境因素考察，就會發現這一現象是以瘟疫流行導致大量人口死亡為社會背景的。前已論及，三國時期是秦漢以來自然災害高發期，有文獻記載的瘟疫次數高達二十二次之多。瘟疫導致的人口死亡並不亞於戰爭中的人口減少。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區的大瘟疫，著名的“建安七子”有四人因之染疾而死。後來魏文帝曹王回憶此事沉痛地說:“昔年疾疫，親故多摧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三國末期發生於洛陽地區的流疫，竟然奪走該地區幾乎多一半人的生命。《晉書•；武帝紀》載，鹹寧元年(275)十二月，“是月大疫，洛陽死者大半。”瘟疫給時人造成的劫難慘狀是觸目驚心的，曹植在《說疫氣》中說:“建安二十二年病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殖，或覆族而喪”。。這些由自然災害造成的社會災難必然會對民眾信仰與社會心理帶來深刻變化。
流行於漢末三國時期的天師道即以宣揚長生不死為號召，以鑲災療病為聚眾手段，對當時處於戰亂、瘟疫水深火熱中的平民百姓有極大吸引力。《三國誌•；魏書•；張魯傳》載:“張魯割據漢中施行五鬥米道，“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張魯傳》裴注引《典略》也說:“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張角為五鬥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雲不信道”。本文第一節引葛洪《神仙傳》也已指出張道陵於蜀中大邑鶴鳴山創天師道主要也是利用蜀地疫病流行，以祛魔攘疾為號召吸引民眾的。《天師道》經典《太平經》中多處強調生命健康、養氣長壽、防治疫氣等道理和方法，顯然是針對當時民眾懼怕疾病、消災免禍的杜會心理有意而為。這也是早期天師傳播盛行
的重要原因。三國以後，天師道一支沿漢水傳至荊襄、江南，經過東晉葛洪等改造在江南廣泛傳播；一支由漢中傳至關、隴，五胡十六國時勢力甚熾。直到北魏寇謙之“整肅道教”後才在北方廢止。
綜上所述，三國時期的地理環境對三國政治、軍事、經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它使三國曆史進程深深打上了時代的印記，其中自然因素對區域社會政治、軍事、宗教的成敗消長有明顯的製約力量。然而我們也不能過分誇大地理環境的影響力，更不能說起了決定作用。比如同樣的地理環境，為什麼當年諸葛亮親自布署、蜀漢軍民堅守近半個世紀的漢中防線於蜀漢末期在鍾會的進攻下很快瓦解，使魏軍長驅直入滅亡蜀漢政權?同樣的長江三峽水道，為什麼劉備東征會兵敗夷陵，而三國末期的王浚自成都順江而下，卻能勢如破竹，衝出三峽，很快滅掉東吳?這充分說明地理環境對一個時代的政治、軍事成敗並不能起決定作用。曆史進程中決定性因素仍然是人在政治、軍事中的主觀能動性。但同時，誠如布羅代爾所說，地理環境因素並非隻是曆史活動靜止的舞台背景，也是曆史進程中的重要參與力量，人在曆史中的主觀能動作用也畢竟有其能量極限，甚至有時往往不能超越自然環境的製約。這或許也是從地理環境角度研究三國曆史進程所得出的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