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回北京的膠囊公寓,我覺得有人嚐試一下也可以。但是,這並非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膠囊公寓如果普及,如果真的火起來,難道不是對當前中國高房價現象的無奈和變相肯定?如果膠囊公寓普及了,有些房地產商也許會說:反正窮人已經有兩平方米地方住了,問題解決了,不用再管他們了,我們繼續吧。但誰願意長期住在那裏?說難聽點,也許,放個屁旁邊都聽得見、聞得到。這就是兩極分化的體現,如此明顯地呈現在我們社會最顯眼的地方,並不是這個社會的福音,也不是這個社會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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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購令是一劑猛藥
2011年春節以後,北京首先開始限購商品房,不少城市跟進。這一政策的目的很明確,一定要把房價降下來,不惜采用行政手段,責任製、約談製,等等。但是,它能有效嗎?也許會有效,也就是說,房價也許真的會降,但是,這種下降意義不大,作用有限,反而可能積累更大的爆發力,在日後推高房價。因此,限購令是一個不理想的政策,經濟學家李稻葵說,它是一劑退燒針,有副作用,卻是必須的。這話挺有意思。退燒針也許能退燒,但病根治好了嗎?說不定哪天又燒了。“必須的”,又是什麼意思呢?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出發,用行政手段抑製需求,不是一個好辦法,因為,抑製需求並沒有消除需求,對房子的需求依然存在,隻不過延後了,很可能在未來某個時候集中爆發。而且,戶籍製度正在深入改革之中,限購令以戶籍為劃分對象,似乎又在強化以往的戶籍製度,不利於人才流動,也不利於實現公民平等的社會價值觀。與此同時,限購令的出現,使得房屋租金上漲,令缺錢買不起房子、隻能租房子的人,生活壓力加大。
從全局上看,嚴格的限購令實施後,房價如果下降,隻對官員的政績好處更大,民眾享受到的實惠不多,有本地戶口的人容易滿意,卻加劇了戶籍製度下的不平等。因此,如果在限購令下最終房價下降,相當一部分住房需求的人,因為戶籍的原因同樣束手無策,隻能望房興歎。高價買不起,低價不能買,房價高低對於他們又有何意義?政府部門兌現了讓房價下降的承諾,其結果卻意義不大。此外,已有住房的人,因房價下降而造成資產縮水。如果下降幅度很大,說不定會造成一部分停止還貸現象的出現。所以,從綜合效果上看,限購令如果產生效果,也還像是一個麵子工程。
把以北京為首的限購令與重慶相比,也許能夠看出不同政策的不同預期效果。重慶首批公租房於2011年3月2日搖號配租。據報道,房源有六萬多套,申請者有兩萬多人,也就是說,隻要符合申請公租房的條件,基本上都能獲得入住的機會。根據重慶的相關規定,無論是郊縣、外地還是農村戶口,隻要在本市有一年的社保記錄的都能參加搖號。因此,重慶沒有像北京這樣以戶籍把人區分開,而是一視同仁。這一政策的根本效果是,讓相當大一部分中低收入者能夠安心地獲得公租房,政府所收的租金,人們也能承擔。中低收入者對住房的要求基本得到滿足,而不是通過限購令,把人們的需求推到未來。
此外,重慶已經開始征收房產稅。有報道說,重慶房產稅征收一個月來,對於房價影響不大。實際上,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政策側重不同的社會群體,它所預期的效果也不一樣。公租房針對中低收入者,效果可以預見,將會很明顯。房產稅主要針對高收入者,房價降不降意義不大,隻是適當抑製一下。事實上,對於有錢人來說,房價不降倒可能是有好處的,至少,他們的資產沒有縮水,保值狀況良好。放貸的銀行也不至於拿到一堆縮水的房產。從另一個角度說,任誌強很多年前說的話,在重慶得到了體現。任誌強曾經說:他是為有錢人蓋房子,窮人應由政府提供保障。以重慶來說,既然中低收入者已經有了保障,有錢人的房子就讓它漲唄。當然,過於兩極分化也不好,所以,房產稅也用來壓一下高檔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