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以詩存史：清初敘事詩對史實的補證
詩歌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源頭和主脈，從產生之日起就和曆史結下了不解之緣，尤其是在社會動蕩的大變革時期，如唐代杜甫在“安史之亂”中創作的以“三吏”“三別”為代表的敘事詩，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具有史詩一般的寫實性，因而被譽為“詩史”。明清易代，再次為敘事詩的繁榮提供了現實土壤，經過天崩地坼的社會巨變之後，詩史精神在清初又一次得到了張揚，成為當時詩學討論和詩歌創作的一大熱點。士人們以他們最擅長的詩歌為載體，自覺擔當起了記載當代史的重任。
在清初詩壇上，不隻是詩歌創作注重紀史功能，就是詩歌選家也都有意識地選擇具有曆史價值的作品，“詩史”成為清初詩歌選家的基本價值判斷。清初著名的選本大家鄧漢儀就說他選詩“紀時變之極，而臻一代之偉觀”，希望“觀民風，備谘諏而佐紀載”#pageNote#0，表現了鮮明的曆史意識。鄧漢儀在他的詩歌選本《詩觀》中敘述了清初詩歌發展的三個曆史階段，明確提出隻有“紹詩史”的作品才有價值：
當夫前朝末葉，銅馬縱橫，中原盡為荊榛，黎庶悉遭虜戮。於是乎神京不守，而廟社遂移，有誌之士，為之哀板蕩、痛仳離焉，此其時之一變。繼而狂寇鼠竄於秦中，列鎮鴟張於淮甸
，馴至甌閩黔蜀之間，兵戈罔靖而烽燧時聞，此其時為再變。若乃乾坤肇造，版宇鹹歸，使仕者得委蛇結綬於清時，而農人亦秉耒耕田，相與歌太平而詠勤苦，此其時又為一變。夫惟變之之極，故其人之心力才智亦百出而未有窮。其曆乎興革理亂、安危順逆之交，中有所藏，類不能默然而已，以故憂生憫俗、感遇頌德之篇，雜然而作。一時公卿以迄韋布，其號為能詩，沉雄、古麗、安雅、柔淡，以幾於漢魏四唐之盛者，蓋指不勝屈。而世之選者，顧乃遺大取小，專采夫一二花草風雲、釐祝飲宴、閨幃台閣之辭，以是諛說時人之耳目，而於鋪陳家國、流連君父之指，蓋或闕焉，烏在追《國》《雅》而紹詩史也？#pageNote#1
從鄧漢儀的這一大段闡述中可以看出，清初詩歌的發展演變可分為三個階段，與明清易代的曆史過程是同步的。清初詩的第一階段產生於明末。此時正值各路農民起義軍縱橫北方，整個中原大地烽煙四起，民不聊生；至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殉國，此時文人麵臨國破家亡的巨大變故。這一時期詩歌內容多表現戰亂帶來的黍離之哀、民生之痛，詩風沉鬱悲苦；第二個階段是清軍入關，順治帝入主紫禁城，河山易主，國柄從華夏漢族移到關外的滿洲貴族之手。此時，民族矛盾空前激烈，南明及各地抗清鬥爭風起雲湧，武
將反正之風高漲，清朝的統治尚未穩固。故國之思、亡國之悲是這個階段詩歌最沉痛的主題，傷悼與幻滅、憶舊與反思是時代情感的主旋律，詩風趨於憂憤深沉；第三個階段，是清廷已控製了全國局麵，國家正經曆由亂而治，詩歌內容也轉為歌功頌德，詩風也變為安雅、柔淡。鄧漢儀指責當時的一些詩歌選家“遺大取小，專采夫一二花草風雲、釐祝飲宴、閨幃台閣之辭，以是諛說時人之耳目”，而於“鋪陳家國、流連君父之指”的詩歌“蓋或闕焉”，鄧漢儀認為正是這些詩歌才具有價值，因為它們具有“紹詩史”的功能與作用。
史書的本職固然是記載曆史，但作為中國古代意識形態主流的官修史書性質幾同於帝王家譜，其內容或是謳歌統治者的文治武功，或者為其統治政權合法化進行論證。而清初敘事詩的作者們大多處於朝堂之外，以切身之遭遇、切膚之感受，能夠較為客觀地記錄自己所處的時代與社會。鄧之誠在《清詩紀事初編》序中說：“書史但稱是時之盛，民生疾苦，不能盡知。唯詩人詠歎，時一流露，讀其詩而時事大略可睹。”#pageNote#2官修史書為了美化封建君主的形象，維持帝國長治久安的需要，甚至不惜用曲筆肆意隱瞞血腥場麵、抹殺曆史真相、篡改曆史事實，所謂“為尊者諱，為賢者諱”。如果再適逢硝煙彌漫
的動亂歲月，史實傳抄過程中更是訛誤眾多，這些因素都使曆史的真相難以為世人所知，所以記錄時代的敘事詩創作尤為重要。以上種種原因，使明清之際的一些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不能得到完全真實的記錄，清初敘事詩則從另一角度對史書的這些不足給予了補充與糾正，為後世提供了一些相對可靠的史料，從中可以窺見一些曆史真相。
第一節
以詩證史
清代明，與曆史上其他改朝換代不同，其中多有不義之處。雖然清廷宣稱政權得之於李自成，但當初是打著替明朝報仇的旗號入關，才得到廣大中原民眾的支持與擁護，但在推翻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後，多爾袞遷都北京、討伐明朝的合法繼承者南明政權，並且清軍在南下過程中進行了血腥的屠殺，完全不是什麼“義師”。所以，新朝初立，在當政者有意禁毀史料的情況下，一些敏感的曆史事實被故意抹殺或被有意忽略，而民間野史版本雖然眾多，由於各種原因，或是以訛傳訛，或是出於門戶之見，或出於個人的恩怨，或出於政治上的諱莫如深，多有失實之處。在這種情況下，“以詩證史”的詩歌創作就很有必要，使後人能以曆史文本為依據，去發掘文學文本中潛藏的曆史深意或敘事發生的曆史背景，又能通過文學文本中隱現的曆史事實、社會風貌，來求得對曆史真實更準確
、更精細的把握。“詩歌不同於正史、筆記、野史等事後的概括、敘述，它是個人經驗和情感的表達，看似零碎沒有係統，卻記載著士人們當時的所見所聞以及思想、道德和情感，是了解這個時代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文獻。”#pageNote#3一定程度上說，敘事詩中的曆史是更為客觀真實的曆史，史學研究也隻有通過多維視角的複合互證，才有可能接近曆史的原貌。
清初的詩人們親身經曆了天崩地坼的時代大動蕩，目睹了清初的各種抵抗、殺戮、流離等民族劫難，用詩歌記載一代曆史便成為他們的自覺追求，他們將杜甫開創的“詩史”精神發揮到了極致。清初的亡國之痛、故國之思、生民之歎和清軍的殘暴、抗清的壯烈，都在當時的敘事詩中有著極其廣泛而真實的記錄，起到詩史互證的作用，反映了清初詩人對詩歌存史功能的深刻認識與認同，並且注入了嶄新而厚重的時代內涵。陳寅恪先生在他晚年心血之作《柳如是別傳》中這樣評價錢謙益的詩：
且此集牧齋諸詩中頗多軍國之關鍵，為其所身預者，與少陵之詩僅為得諸遠道傳聞及追憶故國平居者有異。故就此點而論，《投筆》一集實為明清之詩史，較杜陵尤勝一籌，乃三百年來之絕大著作也。#pageNote#4
陳寅恪先生認為錢謙益晚年所作的《投筆集》中的詩歌具有明清詩史的性質，因為其詩中描寫
記敘的曆史事件都是作者本人的親身經曆。錢謙益是明末的東林黨魁，弘光朝的禮部尚書，降清後做過清廷的禮部侍郎，是親曆崇禎、弘光、順治三朝的重臣，辭官後與當時的南方抗清領導人鄭成功、瞿式耜關係密切，這兩人都是他的門生。鄭成功的幾次挺入長江的戰事，都與錢謙益的策劃接應有關係；瞿式耜是錢謙益的學生兼密友，在崇禎朝時就持相同的政治立場，瞿式耜的罷官就是因為支持錢謙益入閣而得罪溫體仁等人所致。入清後，兩人也沒斷了聯係，瞿式耜在給永曆的奏章中就提到錢謙益曾為永曆朝廷出謀劃策之事，所以陳寅恪先生說錢謙益詩中多“軍國之關鍵”，正因為如此，他的敘事詩比杜甫“得諸遠道傳聞”創作的詩歌更為真實可信，因此稱得上是“明清之詩史”，是“三百年來之絕大著作”。
清初有一大批像錢謙益這樣的詩人，他們大都親身經曆或目睹過自己詩中所記錄的曆史事件。朱庭珍說吳偉業“以身際滄桑陵穀之變，其題多紀時事、關係興亡，成就先生之千秋之業”，吳偉業的詩集堪稱一部明末清初的編年體史書。程相占先生有段總結文字，論證了吳詩編年體與史同步的精確性，現摘錄如下：“萬曆十五年至四十二年，圍繞建儲、福王之藩展開的黨爭——《洛陽行》；崇禎十一年，清兵大舉攻
入內地，宣大總督盧象升在河北賈莊陣亡——《臨江參軍》；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破洛陽，殺福王朱常洵——《洛陽行》；該年二月，張獻忠破襄陽，殺襄王朱翊銘——《襄陽樂》；崇禎十五年二月，清軍攻占圍困半年之久的鬆山，洪承疇被俘降清——《鬆山哀》；該年十月，孫傳庭在“柿園之役”中為李自成農民軍打敗——《雁門尚書行》；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帝自縊，周皇後等自殺——《永和宮詞》《琵琶行》；該年四月，吳三桂乞清兵入關，占領北京——《圓圓曲》；順治二年、弘光二年三月，左良玉以清君側為名率兵東下，馬士英、阮大铖調兵抵禦，左良玉病死後，其子楚庚率殘部降清。——《楚兩生行》；該年四月，清兵下泗州，劉澤清降於淮安——《臨淮老妓行》；該年五月，清兵攻占南京，弘光帝出逃，所選淑女未及入宮便被清軍俘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pageNote#5吳偉業在創作中也多采用實錄的史家筆法，在敘述曆史事件與曆史人物時力求真實，其中最為人歎服的應是《圓圓曲》中的“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桕紅經十度霜”#pageNote#6二句，據冒辟疆《影梅庵憶語》記載，陳圓圓被貴戚掠買入京在崇禎十五年（1642），到吳三桂攜陳圓圓駐軍漢中的順治八年（1651
），正好是十年。詩人一般在作詩時遇到數字往往會為調和韻律而采用概數，可是吳偉業不但調和韻律，而且在這樣細枝末節之處都如此地尊重史實、重視實錄，這樣的史家筆法精神真是令人歎服，所以一些史書也常引用吳偉業詩中的內容作為可以信從的證據。
明清易代，風起雲湧，抗清英烈如張煌言、瞿式耜等，遺民詩人如顧炎武、黃宗羲、閻爾梅、錢澄之等，作為抗清鬥爭的親曆者，他們或在江南、或在兩粵，在戎馬倥傯、顛沛流離之際，有意識地用詩歌的方式隨時寫下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作為曆史的記錄。如錢澄之就說：“某平生好吟，每有感觸，輒托諸篇章。閩中舟車之暇，亦間為之。粵則閑曹無事，莫可發攄，每有記事，必係以詩。或無記而但有詩，或記不能詳而詩轉詳者，故詩不得不存也。”#pageNote#7錢澄之《藏山閣集》中的詩歌，真實記錄了明清之交種種社會現實和南北對抗中此消彼長的鬥爭過程，踐行了作者所言“每有記事，必係以詩”的創作主張。“一代悲歌成國史，二南風化在騷人”，錢謙益在《金陵雜題絕句二十五首，繼乙未春留題之作》之十四中評價錢澄之的詩作“閩山桂海飽炎霜，詩史酸辛錢幼光”#pageNote#8，以“詩史”評價錢澄之閩粵期間的作品，可謂是知音之言。
明清鼎革是一個持續數十年的
過程，其間戰爭不斷，可稱為亂世，亂世之中修史更有必要，因為這是一項紀亡圖存的文化事業，正是出於這種認識，清初詩人創作了大批誌在以詩存史、以詩證史的作品。如清廷在進軍中原的過程中，遭到江南民眾的反抗最為強烈，故對東南地區一直心存怨恨，因此在清初就頒布了一係列政策以打擊南方士民，這些措施在官修史書中被有意模糊或忽略，而在清初的敘事詩中則被清晰地揭露出來。如順治十八年（1661），清廷將上一年沒有完成錢糧交納的蘇州、鬆江、常州、鎮江四府並溧陽一縣的官紳士子全部黜革，有的還被下獄論罪，史稱“奏銷案”。這期間甚至發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就是順治十六年（1659）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的葉方藹，時任翰林院編修，因為家裏欠銅錢一文，葉方藹受到了連降兩級的處分，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說。孟森《心史叢刊》列《奏銷案》專題指出：“特當時以故明海上之師，積怒於南方人心之未盡帖服，假大獄以示威，又牽連逆案以成獄。”#pageNote#9“奏銷”一案，官方文獻記載均對此諱莫如深、語焉不詳。孟森曾對這一現象分析說：“奏銷案者，辛醜江南奏銷案也。蘇、鬆、常、鎮四屬官紳士子革黜至萬數千人，並多刑責逮捕之事。案亦巨矣，而《東華錄》絕不記
載。二百餘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無人能詳舉其事者。以張石州之博雅，所撰《亭林年譜》中，不能定奏銷案之在何年，可見清世於此案之因諱而久湮之矣。”#pageNote#10雖然官方有意模糊此案的背景，但從時人的詩作中可以窺見當年此案的嚴酷，如武進（今江蘇常州）諸生邵長蘅當時亦被黜落生員籍。他的詩中對此案的描述，可以用來證史，其在《草堂雜興》詩中回憶了對“奏銷案”的感受：
事往間尋憶，猶驚三木魂。登車當死別，還裏愧生存。
命托長鑱在，詩稱無佛尊。塞翁忘慮久，得失更休論。#pageNote#11
邵長蘅在詩下有注：“江南奏銷案起，被逮者三千人，中途尋放還。”從此詩可以看出，當時清政府鎮壓江南士人手段之殘酷，讓邵長蘅在事情過去多年後仍心有餘悸。邵長蘅還作有《布穀謠》一詩記錄自己身陷囹圄的境遇，應該與此案有關：
村墟五月布穀鳴，家家驅牛向田塍。
誰令我家充裏正，荒田地白不得耕。
昨日縣卒至，驅迫入城市。
官府怒我輸稅遲，係獄一日再論笞。
肉腐蟲出，垢麵蓬首，
親友來相探，牽衣泣下不能止。
附書與親友，歸告我妻賣兒子。#pageNote#12
隻因為輸稅遲了時日，就被係論笞，遭受嚴刑拷打，士人的人格尊嚴受到極大的摧殘，這還不算，最慘的是賣子交稅。當時清廷為緩和國內民族矛盾，對其他地區的抗糧之民
實行了赦免的政策，連侵盜之役、詿誤之官都得到了赦免，並且對各省與“奏銷”相關的案件都實行了寬宥的政策，唯獨對江南紳矜擯棄不理，其中或可窺見清廷統治者對江南地區的積怨。邵長蘅這些觸及江南奏銷案的文字，在當時是極其敏感忌諱之辭，所幸竟得以保存下來，可為史證。鄧之誠在《清詩紀事初編》中即指出邵長蘅詩文的曆史價值：“長蘅才華瞻敏，得名公卿間甚盛。詩不專一家，文模荊川、震川，詠明季樂府，頗有事實，其它亦不苟作，文紀滄桑間事，足資參考。”#pageNote#13“滄桑間事”包括“奏銷案”一類隱秘的史事。
再如順治二年（1645）六月，薙發令下，一時人心惶惶。七月初七日，浙江總督張存仁建言南方歸順各省開科取士，借此安撫士人階層，穩定社會秩序。於是清廷於順治三年（1646）會試後，八月再行鄉試，順治四年（1647）二月再行會試，江南士子雲集，史稱得人極盛。清廷接連開科取士，僅順治三年到順治六年乙醜科，四年之間考了三屆，共取進士1066名，這在中國科舉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大事。清廷的這項舉措確實收到了預想的效果，各階層的士人紛紛走出家門、奔赴考場，甚至連一些自稱為遺民的人都參加了考試，從下麵這首坊間廣為流傳的諷刺詩可以看出當時清廷這
項政策的號召力：
天開文運舉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
家裏安排新雀頂，腹中打點舊文章。
昔年雖恥食周粟，今日翻思吃國糧。
豈是一朝頓改節，西山薇蕨已精光。#pageNote#14
從詩中可以看出清廷的策略調整，從開始時一味武力征服慢慢向文化滲透過渡。所以，與同樣是少數民族政權的元代相比，前者僅僅維持百年即亡，清朝卻存統近三百年，後來還出現了所謂的“康乾盛世”，與繼承中原文化、以科舉製度選拔人才、進行民族文化融合有很大的關係。
由於清廷一直不承認南明政權的合法性，所以南明的抗清史實在清代的官方記載中非常簡略，甚至有意曲筆，幸賴時人的詩歌作品後世才得以一窺全景。如魯王朝的重臣張煌言在軍務之暇，有意以詩記錄自己所聞所曆的大事，他的詩歌可說是一部江南抗清的戰爭史。從他的詩中，可以看到魯王政權堅持抗清的不懈努力。如在順治五年（1648）四月，禦史馮京第自舟山起航赴日本乞師，張煌言有《送黃金吾、馮侍禦乞師日本》詩；順治九年（1652）四月，張名振受命圍攻漳州，張煌言有《我師圍漳郡，餘過覘之，賦以誌慨》《閩南行》等作；順治九年（1652）十二月，張煌言隨張名振移師北向，有詩《師次湄島，諸勳鎮行長至禮，餘以服製不預，誌感》；順治十一年（1
654）四月初五日，張煌言率領海船千數複上鎮江，至儀真，抵燕子磯，有詩《再入長江》《師次燕子磯》等。全祖望雲：“尚書（張煌言）之集，翁洲（舟山）、鷺門（廈門）之史事所證也。”#pageNote#15張煌言作品之所以被譽為“詩史”，就是在於他的詩歌可以與曆史相互印證，具有文學史與政治史的雙重價值。又如遺民詩人方文，經曆改朝換代、國破家亡，他不仕新朝，誓為遺民，顛沛流離，靠遊食、賣卜、授徒為生，足跡曆經齊魯吳越燕趙大地，對社會變遷、人生滄桑有慨於中，一皆發之為詩，他的詩是動蕩年代飄零身世的真實記錄，同時也是社會變遷的曆史見證。方文詩中記載的曆史事件，後世的曆史學家也往往把它當作可信的史料加以采用，如他的七言古詩《負版行》就是一首具有曆史價值的作品，詩曰：
數年不到三山街，今春偶到多感懷。
不知是何大書冊，路旁堆積如蘆柴。
行人紛紛來買此，不論何書隻秤紙。
官價每斤錢七十，多買少買隨人耳。
借問此是何版圖？答雲出自玄武湖。
天下戶口田畝籍，十年一造貢皇都。
……
洪永至今三百年，收藏不知幾千萬。
一從世變陵穀新，此圖廢閣空埃塵。
有司上言請變價，聽民自取輸官銀。
官召吏人估其直，十四萬金可立得。
富民爭買入私家，零賣與人取微息。
有一老翁立
路旁，俯首見之神暗傷。
曾為州椽寫此冊，一字錯誤憂彷徨。
豈知今日廢無用，口不敢言心自痛。
也買一冊負之歸，看是何年何地貢。
其中戶口久凋殘，田畝荒蕪不忍看。#pageNote#16
“三山街”在現在的南京市。方文的這首詩寫於順治十四年（1657）春，時距清朝入關、擊滅南京弘光小朝廷已十餘年，清朝的統治也日益鞏固，正著手對前朝遺留下來的各種規章製度進行甄審清理，然後決定或留或廢或部分改置，而明代的黃冊製度則是首當其衝。主要原因是從明代中葉弘治、正德年間以來，黃冊製度已日趨敗壞，逐漸失去從嚴檢核戶口田糧的作用，呈送到南京後，已與實際征調的賦役數額毫不相關，架閣充楹的黃冊不過是一種按期製作上報的廢物。新建立的清王朝勢必要根據實際情況編製新的冊籍，因此清廷決定將這些累贅物變價發售。方文此詩透過一個生活細節反映曆史的命運，變賣明朝賬簿證明了一個王朝的永遠消逝，加強敘事性的同時，也增強了易代之際濃厚的曆史滄桑感。易代動蕩之際，對一個清醒的文化人來說，可寫的素材非常多，但方文卻選擇了變賣故明黃冊這個細節，反映了曆史動蕩的震撼，對明代黃冊流散情況的這一記述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與查慎行在《人海記》卷下《後湖冊》中的說法基本符合：“南
京後湖貯存各省戶口糧冊，有明終始計一百七十萬本，南渡後用以造甲點火藥。至本朝（清朝）僅存萬曆間及崇禎五年，朝議謂每本四五斤，鬻之可得四五萬緡。”#pageNote#17不同的是，方文以親曆者的身份將此事寫得更為詳盡，更具有感情色彩，通過一位曾為州椽抄寫黃冊的老翁的感受，表現了易代滄桑對人心靈的巨大震撼。
方文的詩歌對曆史人物也有重要的考證價值，如對時人周損結局的記述。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三十六雲：“周損，麻城人，崇禎癸未進士，授饒州推官，行取禦史。大兵入江西，損走福建，隆武授兵部尚書。閩敗，損歸麻城，與其侄周羽儀起兵。聞石城王朱統錡在飛旗寨，乃率潰卒數百人、馬數十匹歸之……其後統錡敗，諸人皆見執。”#pageNote#18溫書的記載是周損兵敗被執，但未說明生死，而徐鼒在《小腆紀年附考》中則記載周損兵敗而死：“明前兵部尚書周損、安慶知府傅夢鼎、潛山典史傅謙之等奉石城王統錡起兵六安，敗績，皆死之。”#pageNote#19以上關於周損的說法均誤，實際上朱統錡兵敗是在順治五年（1648），周損得免，落發為僧。方文有《送周思皇歸麻城兼寄槁大師、劉藏夫、孫謀子潯、毛公實、梅希亮暨令兄遠害》一詩可證：“君自蒼梧臨桂還，捐軀為友曆間關。恢奇不減孫賓石，哀怨猶疑庾子山。匡阜
一瓢欣有托，楚天雙翼杳難攀。龍蛇此日新酣戰，世外英姿且暫閑。”#pageNote#20這首詩作於順治九年（1652），與前文所說的死於順治五年（1648）明顯相悖。詩中“恢奇不減孫賓石，哀怨猶疑庾子山”句後方文自注曰：“思皇自粵西送密之至廬山即去。”密之是方以智的字，他是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做過皇子定王和永王的講官。論輩分，方以智是方文的侄子，論年紀卻長方文一歲。順治三年（1646），朱由榔稱帝於肇慶，方以智參與了擁立永曆政權的活動，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後遁跡於少數民族聚居的湘、桂、粵西一帶，一直秘密組織反清複明活動。順治七年（1650），清兵攻陷廣西平樂，方以智被捕。清軍在方以智的左邊放了一件清軍的官服，右邊放了一把明晃晃的刀，讓方以智選擇。方以智毫不猶豫，立即奔到右邊，表示寧死不降，清軍將領欣賞他的氣節，於是將他釋放。獲釋後，方以智即披緇為僧。順治九年（1652）八月，在周損等人的護送下，方以智來到廬山。康熙初，方以智講學青原期間還與周損同遊，方文這首詩證實了上述史料關於周損的記載有誤。
“以詩證史”創作主張在清初得到詩人的大力響應，並在創作中自覺加以實踐。如顧炎武平生最服膺杜甫，在創作中也自覺地以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