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清初敘事詩的文學史價值與地位
縱觀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曆程，抒情詩一直是詩歌發展的主流，而敘事詩往往在特定的時期才有一個小的高峰，比如唐代“安史之亂”中湧現的“三吏”“三別”等名篇。此後中唐的張籍、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導“新樂府”運動，強調歌詩要“合為事而著”，詩人要關注社會現實，對敘事詩的發展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元白等人主張的“事”主要是指民生疾苦等社會生活方麵，對重大的曆史事件與曆史人物則鮮有關注。即使是白居易以真實曆史人物為內容的《長恨歌》，但對唐玄宗、楊貴妃的描寫多采用想象、誇張等藝術手法。如對唐玄宗以“漢皇”托名，其間又穿插著楊貴妃成仙的離奇描寫，雖然情節生動，但一看就是虛構，抒情色彩又過於濃厚，這從詩題《長恨歌》也可以看出來，這些都與敘事詩的寫實精神不相符合。到宋、金、元、明四朝，雖然每個朝代都產生了一定數量的敘事作品，但是在內容與藝術上都沒有什麼創新，更沒有出現對後代影響深遠的名作。一直到明末清初，敘事詩才又恢複了勃勃生機，這與大批從事敘事詩創作的詩人密不可分。與前代詩人不同的是，清初詩人大都具有史家與詩人的雙重身份，這使他們在詩歌創作中自覺地踐行“詩史”的理念，創作出
大量以敘事手法來反映深廣的社會曆史和變幻的時代風雲的作品。此前，沒有哪個時代的詩人能像清初的詩人那樣具有如此濃厚的曆史情結。這也使清初敘事詩以宏大的曆史敘事而獨具特色，在中國古典詩歌園地異軍突起，一枝獨秀。如錢仲聯先生所言：“以詩歌敘說時政、反映現實成為有清一代詩壇總的風氣。十朝大事往往在詩中得到表現，長篇大作動輒百韻以上。作品之多，題材之廣，篇製之巨，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pageNote#0清初敘事詩還超越了前代敘事詩單純記人記事的“詩史”模式，在創作中“心史”並重，文學性與曆史性得到了完美統一，達到了中國敘事詩發展的一個新高度。
第一節
清初詩人的雙重身份
中國是一個注重曆史的國家，早在周代就設有史官一職，此後曆朝曆代無不重視史書的編撰，即使在王朝更迭的動蕩時代，由官方組織的修史記事的史官文化也未中斷。但在明清之際，對史官文化的接受發生了新變，即傳統的由官方主持的修史行為已經普遍升華為士人的史家意識，當時的文人無論在朝還是在野，大都有修史記史的創作自覺，以至於記錄當代史的著作大量湧現，表現在詩歌觀念上就是“詩史”觀的高揚。
明清鼎革這一天翻地覆的曆史事件帶有突發性與戲劇性，1644年短短數月間發生在北京
的政權三易其主的事件震驚了明朝子民，由大明而大順再到大清，曆史人物次第登場，隨之而來的戰亂、殺戮、征服持續了近二十年。清初詩人作為這段曆史的親曆者與見證者，與廣大人民一起經曆了戰亂對社會的慘痛破壞，出於士人的責任感，他們有意識地將這段曆史寫入他們的詩歌之中，為故國留下值得憑信的“史事”。曆史是由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構成的，“詩史”同樣如此，有一代詩人，便有一代的“詩史”。在清初詩壇上，湧現了吳梅村、錢謙益、錢澄之、方文等一大批有“詩史”之稱的詩人，他們的敘事詩從不同角度記錄反映了這個特殊時代的滄桑巨變。這些詩人藝術上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的創作風格，如吳偉業的敘事詩歌被稱為“梅村體”，錢謙益的詩歌被稱為“虞山體”，方文的詩歌被稱為“嵞山體”等。這些詩人讀書宏富，學養深厚，著力於“詩史”的創作，使清初敘事詩不僅在內容方麵超越了前代，而且在藝術上兼收並蓄、千錘百煉，促進了清初敘事詩空前的發展與繁榮。相比於前代敘事詩作者，清初敘事詩人在身份上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使前代詩人所創作的敘事詩雖被冠以“詩史”的稱號，但實際上詩人本人大多不是史學家。唐以前的敘事詩人包括三曹及蔡文姬皆不以史名，即使是享有盛
譽的唐代大詩人杜甫，其文化身份也隻是單純的詩人。杜甫的詩歌雖然被稱為“詩史”，但主要指他詩歌反映的時代內容，而不是指他具有史學家的身份，白居易、元稹等人莫不如此。而明清之際被稱作“詩史”的詩人一般都具有史家的身份，著名者如吳偉業、錢謙益、錢澄之、屈大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都有史學著作傳世。吳偉業撰有史書《綏寇紀略》（又名《鹿樵紀聞》），錢謙益曾在清廷任禮部右侍郎管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本人撰有《開國功臣事略》《北盟會編鈔》等史籍，黃宗羲撰有《弘光實錄鈔》《行朝錄》，王夫之撰有《永曆實錄》等，錢澄之撰有《所知錄》，屈大均有《皇明四朝成仁錄》等。在鼎革時事尚未被淡忘而各地反清勢力此起彼伏的時代背景下，這些詩人懷著亡國之痛，用詩歌這種最便捷的文體來記錄時代成為他們的首選。他們自覺地選擇敘事的方式進行詩歌創作，深入社會現實敘寫當代曆史，並對傳統“詩史”觀進行了新的闡述與實踐，從而體現了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傾向。清初詩人還賦予敘事詩更為複雜的意義，即通過記載明清易代史事並對其意義進行闡釋，從而達到“存明”乃至“存天下”的理想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