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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克興（Actium）海戰的一個重大意義在於改變了羅馬文明曆史乃至西方文明史。
公元前44—前14年間，當時的羅馬帝國政治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讓後人津津樂道的共和製已無可挽回地蛻化為君主製。圍繞這個帝國的統治權問題，執政官屋大維（即蓋厄斯·屋大維·奧古斯都）與護民官馬庫斯·安東尼·內波斯（Marcus Antonius Nepos，即馬克·安東尼，公元前83—前30年）展開了激烈角逐。
表麵上這場角逐似乎是埃及豔後所誘發的，實則緣於獨裁者蓋厄斯·朱利烏斯·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31遭遇刺殺後32，過度擴張的羅馬共和國已經失去了維持各軍閥勢力平衡的能力。也就是說，屋大維、安東尼等打著“為凱撒複仇”的名義建立起各自的勢力範圍。
作為勝利方的屋大維憑借亞克興海戰完成了一次華麗的轉身。從此，在之後的500年內羅馬艦隊在地中海再無對手。並且，正在形成的羅馬大帝國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麵的影響力也因此得到了加強。
在亞克興海戰之後1500年，英國著名作家莎士比亞或許是出於偏愛，竟嚐試著把這次海戰寫成悲劇。這裏麵的動因，可能是出自這場海戰背後所彰顯的驚心動魄的行動和錯綜複雜的情感。譬如，至今讓世人津津樂道的埃及豔後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為什麼莎士比亞在他的著名悲劇《安東尼與克婁巴特拉》裏讓屋大維說出這樣一句話：“天下雖大，已無我二人共存之所？”
克婁巴特拉（Cleopatra，又譯作克利奧帕特拉）就是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後一位女王，即克婁巴特拉七世。如果我們要用一個詞語來形容屋大維、安東尼和克婁巴特拉三者之間的關係，一定就是讓世人驚豔的三角戀情。確如屋大維所說，當時的他和安東尼兩人已經水火不容，他們兩人的角力或許表明了新的羅馬帝國將走向何處——是以亞曆山大為中心的帝國，還是以羅馬為中心的帝國？
前者是傾向於埃及，屬東方式的；後者是傾向於意大利、伊比利亞和高盧，屬西方式的。這樣看來，亞克興海戰就發生在一個極端的時代（公元前44—14年），這個時代的羅馬帝國，其政治形式無可抗拒地走向了君主製，並且從共和國的對外擴張期過渡到了帝國的鞏固期。曆史學家通常把這個極端的時代稱作“奧古斯都門檻”，言下之意，羅馬隻有跨過了這道門檻，才能算一個合格的、成熟的帝國。從此，這個帝國適時地結束了疆域的擴張，將原來的軍事征服、橫征暴斂轉為文明同化。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轉變也許從當年小西庇阿在征服迦太基凱旋後的失聲痛哭中就得到了某種映射。當時，許多人都以為他是在為陣亡的將士哭泣。據說是在波利比烏斯同小西庇阿交談的時候，小西庇阿流露出了悲傷的情緒——他覺得人間之事是那麼變化無常，不覺為祖國的命運感到擔憂。不過，也有可能是為自己功成名就後的命運擔憂33。
上述提及的文明同化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麵：
其一，政治資格，即羅馬公民權的授予（較之前相比，權力減少了）；
其二，政治製度，即羅馬法律的拓展（較之前相比，內容增加了）；
其三，經濟舉措，即邊緣地區的城市和路網建設（疆域拓展後的守衛、建設問題）；
其四，意識形態，即“遵命文學”，這是由古羅馬詩人維吉爾、賀拉斯·弗拉庫斯（Horatius Flaccus）34等人倡導的愛國主義情懷。他們原先支持共和製，後來又轉為支持君主製，其詩作中有著滿滿的愛國主義情懷。
以上四方麵為我們傳達了一種深刻的內涵：羅馬試圖以“文明化”的治理策略來實現帝國的擴張一統和發展。
當羅馬麵對多民族、多宗教且語言、文化各異的廣闊疆域時，共和製已經不能滿足這樣的局勢需求了。如果不實現政治體製的轉換，這個帝國很有可能在不斷的擴張中反而促進自身的衰亡。
對此，我們可以從共和體製下不設常備軍這一點進行說明。根據英國學者特威茲穆爾（Tweedsmuir，本名約翰·巴肯，John Buchan，第一代特威茲穆爾男爵）在《奧古斯都》以及R．H．巴洛（R.H.Barrow）在《羅馬人》中的觀點，當時羅馬依靠的是“士兵與農夫”的結合。軍隊都是靠臨時征召和訓練得來的，當戰事結束，返回羅馬前，軍隊便自行解散了。這些士兵脫去了鎧甲，放下了武器就變成羅馬公民。隨著帝國版圖的擴大，羅馬公民不得不再次出征，他們也很難做到春天集結出戰，秋天返回家園了，這裏麵的原因不言而喻。在長期的對外征戰中，不僅需要大量財力、物力，還需要不斷擴張新的土地來解決安置退伍士兵的問題。之前的“元老院”和“羅馬公民”曾是共和製的基礎，現在軍隊體製的變化動搖了這一根基。農民與士兵不再合一了，民生會議在共和體製中的權重越來越低。那些原來要回國的士兵不再回國了，他們成為“邊緣地區”（相對而言）——諸如高盧、西班牙、亞細亞、日耳曼森林——的守護者和建設者。隨著時間的推移，軍隊逐漸成為軍事獨裁者的私人武裝。這種權力極度擴大帶來的惡果，就連原先實行的“行省總督輪替製”也無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