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世，提到滿清最後幾年，第一反應就是革命起義風起雲湧，其實置身於當時，楊雲的感覺並不是這樣的。從1905開始，梁啟超依托《新民叢報》，以一人之力，對抗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及其主持的《民報》，最終演變成一場“中國向何處去”的大論戰。
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後，其綱領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而當年高呼革命，在青年中影響極大的梁啟超到國外轉悠一圈回來後，卻在《新民叢報》上提出革命“緩進”的調子，這一下可是捅了馬蜂窩。
革命派的力量不管在什麼時代，在沒有初步成立時總是十分弱小的，梁啟超這一位青年偶像級別的人物給革命澆了盆涼水，對以“激進”為主旨，但實力弱小的革命黨來說是毀滅性的打擊。麵對梁啟超的議論，革命黨人退無可退，唯有背水一戰。於是，教科書上所記的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展開了轟轟烈烈的論戰。
二者論戰的焦點一是要不是以“排滿革命”來實現“民族主義”，二是如何用“開明專製”的手段來實現“民權主義”，三是能不能依靠“土地國有”來實現“民生主義”。這些觀點放在後世，依然爭論不休，功過是非不清，何況當時？
一開始楊雲根本沒有想象到這場論戰會搞的這麼激烈，依他的經驗，中國人遇見大是大非的問題要麼是和稀泥要麼是一邊倒，爭論不休，赤膊上陣則多是為了雞毛蒜皮的事情。總之，這樣的事情放在後世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清末就偏偏很正常——雖然《民報》的發行並不廣泛，在內地傳播並不多。
從1906年三月開始，楊雲就密切地注意著雙方論戰的進展情況，倒不是楊雲想橫插一腳，隻是雙方論戰的很多問題十分有現實意義，對於部分問題的見解遠遠地超越了時代，可以說一百年都不過時。然而，十月份，楊雲就感覺到了在時代的旋渦裏，想做一個看客也是件很奢侈的事，要不要革命，排不排滿人，玩不玩暴力的爭論聲開始充斥於明德學校內部，更讓人楊雲惱火的是有一些學生不但在語言上吵鬧起來，而且付諸於實施：革命是要掉腦袋的，學生目前還沒有膽子去實踐，但欺侮少數民族學生特別是滿人學生的風氣漸盛，一時間，少數民族學生開始夾著尾巴做人，低著腦袋說話。
說實在的，對論戰雙方，楊雲還是比較傾向於改良派的。對於“排滿”論調中的複仇主義，楊雲看的直是搖頭，中國後世，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勇於內鬥而怯於公義，和複仇主義抬頭有一定的關係。可以說“楊州三日”、“嘉定三屠”確實是漢人心頭上一道永難愈合的傷痕，但是，國難當頭，卻不是玩民族仇恨的時候，正像梁啟超所說：假如“排滿”可以救國，自己何嚐不樂意？但問題是，以“排滿”為手段推動革命，意味著是在鼓動漢人向滿人複仇，是以仇恨作為革命的原始推力。革命的卑劣手段從一開始就背離了革命的高尚目的，革命又豈能成功？
但對於梁啟超總結的：“（排滿與救國）二者決不能相容。複仇則必出於暴動革命，暴動革命則必繼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則必至於亡國。故兩者比較，吾寧含垢忍痛，而必不願為亡國之罪人也。”這一論調，楊雲卻也不怎麼讚同，在楊雲看來，暴動革命和共和沒有必然的關係，如果一定要說有，那就是暴力革命後極有可能會導致軍人勢力大盛，從而軍人以自己掌握的武裝力量違背革命的初衷，走上專製的路線。而共和，則是以民意為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