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開山和新招入的義和團成員在西龍泉村外休息了半個時辰之後，又是領著眾人返回駐地！這樣一來，郭海峰的義和團新老成員加起來就是有二百多人了！
等到郭海峰他們招人完畢之後，還幸存的幾名小夥義和團的首領也要求自己的隊伍擴招！閻洛福和李來中商量了一下之後，就是同意了，不過這些人可不是想郭海峰、郭開山他們那樣自由挑選成員，而是有閻李二人直接劃撥，這其中自然少不了老弱病殘！
最後，經過整合，像郭海峰他們這樣二百人的小隊伍，足足有七支，加起來人數總共一千五百人左右！剩餘的人馬都是被閻李二人收編了，他們二人現在的隊伍各自都是達到二千五百人左右，不過這和他們在石亭鎮之前的人馬差不多！
淶水石亭鎮外的大戰，義和團以全殲官兵而勝利告終，這石亭鎮的勝利的消息馬上就是傳遍了整個直隸，這也大大鼓舞了周圍各府各縣義和團的士氣。在5月25日，房山、州地區團眾數千人，在密熹和尚等率領下，聚集在淶水石亭鎮一帶亮隊*演，並向閻李二人請求進軍涿州府！
其實密熹和尚之所以請求進攻涿州，也是因為涿州知府軟弱可欺，原來，就在昨天一股來自涿州的義和團在經過涿州城前來石亭鎮的途中，他們就是湧進涿州知府衙門向知府龔蔭培強行索要軍餉，這知府自己無力抗拒，就是把錢給了他們。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現在附近的兵力已經在淶水大捷中喪失的差不多了！
在第二天，遠一點的義和團也是紛紛到了，一時之間這石亭鎮的義和團人數已經達到三萬多人，閻洛福、李來中、密熹和尚等人商量之後，就是決定明日也就是27日，大軍進攻涿州！
在此同時，朝廷裏對義和團的剿與撫的爭議仍在繼續，而由於在朝廷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榮祿在此期間稱病不上朝（“政治病”），使得剛毅、載漪等人基本把持了當時的朝政，這些人在仇外的情緒下傾向於將義和團看作是義民，但對地方上局勢難以控製的複雜性並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在這種教條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這種“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政策為義和團的發展提供了相當空隙，等到禍起肘腋的時候，那已經是悔之晚矣。
而，清廷的政策導致直隸總督裕祿在此問題上也是曖昧不明，在剿撫之間搖擺不定。另外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是直隸的政治形態，當時直隸總督裕祿駐於天津，對義和團的事件並不積極，而當時的直隸提督聶士成則駐紮於開平；這樣，當時處理義和團問題的任務主要由保定的兩位官員，即直隸布政使廷傑和直隸按察使廷雍來負責。
不過，這遺憾的是，廷傑和廷雍兩人意見不和，廷傑主剿，而廷雍主撫，這樣處理當時的事件便成了“四處救火”的模式，哪裏出事就去哪裏，當隨著義和團勢力的不斷擴大，那些用於救火的兵力開始不敷使用。在義和團蜂起的情況下，那些縣一級的行政力量和他們少得可憐的武力（每個縣可能隻有幾十名士兵和衙役）在眾多的義和團麵前根本就微不足道，當地方官與地上士紳在勸諭無效的情況下，基層政權基本已經陷於癱瘓狀態。
就是清廷意見不統一的情況下，在5月26日，聶士成部的統領楊慕時率三營兵力乘火車到達高碑店，這是一支用現代火器武裝起來的軍隊，但楊慕時在出發前便接到裕祿等人的命令，讓他“勿得孟浪”，主要是“查拿首要，解散脅從”，這種帶有政治意義的軍事任務讓楊慕時很是為難，由此他也隻能保持克製，引而不發。
在這種情況下，在1900年5月27日，從石亭鎮出發的三萬多名義和團在涿州城內外團眾密切配合下，占據了涿州城，並在城門上高懸義和團“興清滅洋”大旗，知州龔蔭培無計可施，便絕食坐以待斃，這是義和團占據和控製的第一個州城，隨後，這涿州成為直隸義和團的大本營。鬥爭鋒芒對準了洋人、洋物。他們以拆鐵道、砍電線、禁洋貨等，作為反洋鬥爭的主要標誌。僅27日下午，就拆毀了涿州這一段鐵路，運輸、電訊陷於中斷。晚上又燒毀了高碑店、涿州車站及拒馬河各橋梁枕木。
在28日，團眾數千人沿琉璃河至盧溝橋的鐵路線繼續北進，拆鐵道、砍電線，並將長辛店和盧溝橋兩個車站、料場以及沿途的橋梁、局所等放火燒毀。29日，團眾開始進襲豐台車站，焚燒了車站以後，又連續將庫房、材料廠、客車、機車、敞車等毀壞。慈禧太後專用的“龍車”，也被付之一炬。短短三天之內，團眾就拆毀自高碑店至琉璃河的數十裏鐵道，焚毀了高碑店、長辛店、涿州、豐台等六處車站。
不過，這義和團在畿輔地區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封建統治集團的極大恐懼和震動。最後，清政府急忙調兵遣將，坐鎮保定，駐紮盧、保各車站，妄圖統一行動對義和團“兜合擒拿”，並想利用“剿撫並用”的手段消滅義和團。麵對清朝官軍的殘酷鎮壓，義和團毫不畏懼，使前來圍剿的清軍既不能平“匪”，又不能保路，隻能“無任彷徨，困守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