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社會
因為去年的話屬於去年的語言，
而來年的話還在等待另一種語調。
——T. S. 艾略特，《四個四重奏》
第七章
終極影響者
當我的孩子們約莫兩歲的時候，我常常讓家人、朋友、其他家長，或者哪怕是偶然聽到我與我的小孩們交談的路人感到驚訝不已。事情是這樣的——
“4減2是多少？”我問。
“2。”他們答。
“81除以9是多少？”我問。
“9。”他們答。
“745乘以0是多少？”我問。
“0。”他們答。
“最後一個成為美國其中一個州的地方是哪裏，阿拉斯加還是夏威夷？”
“夏威夷。”
“誰是美國第二任總統，傑斐遜還是亞當斯？”
“亞當斯。”
諸如此類，從數學到政治，從物理到體育，似乎我的孩子對任何話題都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沒有一次不是如此。
我的每個孩子都是小天才嗎？其實他們並不比同年齡的其他孩子更加聰明。唯一不同的是，他們的媽媽正在研究並教授語言發展方麵的課程，這意味著我能夠利用我對語言的了解來指引孩子們，以獲得我想要的答案。你可能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和答案都是有套路的。
孩子給出的答案總是選項列表中最後一個詞。這種策略根本無須教授。在語言發展的某個階段，孩子們在遇到選擇時，會重複他們聽到的最後一個詞。對他們來說，這種重
複是詞彙學習過程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許多父母都注意到了這一點，卻沒有把語言發展融入孩子的養育過程。對於忙碌的父母來說，如果知道孩子會選擇最後一個選項（即使隻是在他們生命中短暫的一段時間），就可以在忙碌的早晨或疲憊的夜晚讓孩子依他們的心願行事，讓孩子穿該穿的衣服，吃該吃的食物，做該做的活動。有機會可以找個正在學步的幼兒一起試試，甚至可以做成視頻上傳到TikTok#pageNote#0。
語言影響我們的選擇並不奇怪，但這種影響不僅僅關乎我們自己的生活。本書的第一部分考慮了語言對個人的影響，而第二部分則從更廣泛的社會背景出發，對語言進行更充分的探究。我們使用的語言不僅影響著我們的大腦、身體、思想與感情，語言本身、語言多樣性以及多語製對社會結構和功能的影響也深入骨髓。從國家政治，到曆史的書寫者，再到科學進步和發現，你會發現語言的力量無處不在。
就像我用我的語言發展知識讓孩子們吃他們不愛吃的蔬菜，或者讓一個愛偷聽的好事者感到震驚一樣，那些政客、政治評論員及美國兩黨的其他公眾人物也使用語言來說服（抑或我應該用“操縱”一詞？）他們的觀眾。
還記得共和黨布什政府開始將“遺產稅”稱為“死亡稅”#pageNote#1，將放寬的排放標準稱為“淨空倡議”，將
石油開采稱為“負責任的能源勘探”，將伐木稱為“健康森林倡議”嗎？或者民主黨拜登政府將移民的稱謂從“非法”改為“非登記在冊”，從“外國人”改成“非本國公民”或“移居者”嗎？正如當你聽到“生命權”和“選擇權”時你會覺得這是兩回事，你也更有可能投票反對“死亡稅”而不是“遺產稅”——一個讓人想到的是在悲痛時期征稅，另一個是對富人征稅。而這不是美國獨有的現象。在國際媒體中，“清空天空”與“擊落飛機”意義一樣，卻會引起聽眾截然不同的反應。
遍觀世界各國，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專製國家，詞語的選用和新標簽的創造不是因為它們恰到好處地反映了它們的內容，而是為了改變人們對它們所代表的東西的看法。蘇聯當時最著名的兩份報紙，一份是《消息報》（Izvestia，意為“新聞”），一份是《真理報》（Pravda，意為“真相”），關於蘇聯新聞宣傳的老笑話是“《真理報》沒有真理，《消息報》沒有消息”。
在喬治·奧威爾（Gee Orwell）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中，極權主義政權創造了“新語”（Newspeak）——作為控製大洋國民眾、壓製自我表達和自由意誌等顛覆性思想的機製——其思路是，如果沒有語言來表達這些思想，那
麼這些思想本身將不複存在。
新語的目的不僅是為英社#pageNote#2信徒的世界觀和心理習慣提供一個表達媒介，而且是否決所有其他的思想模式……一個以新語為唯一語言長大的人，將不再會知道“平等”曾經指代“政治平等”，也不會知道“自由”曾經指代“心靈自由”，就像一個從未聽說過國際象棋的人不會知道“後”和“車”到底為何意。許多罪行和錯誤他根本無法犯下，隻因為它們連個名字都沒有，所以也就無從想象。
不僅有藝術模仿生活，生活似乎也在模仿藝術，比如奧威爾的小說。
2018年冬奧會期間，當朝鮮和韓國的運動員組成聯合奧運隊時，他們發現彼此之間很難交流，盡管表麵上講的是相同的語言。這是因為在兩國分裂後，有許多繼續在韓國使用的詞彙，被朝鮮政權禁用了（比如基於英語或其他外語的詞彙），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朝鮮原創詞，導致了在某種程度上韓國人和朝鮮人有時需要字典來進行交流。
在另一項全國性的“語言實驗”中，蘇聯當局將蘇聯摩爾多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字母表從拉丁字母改為西裏爾字母。本來摩爾多瓦西部羅馬尼亞族使用的是拉丁語字母，摩爾多瓦東部俄羅斯族使用的西裏爾字母。東南小國摩爾多瓦的人口主要由羅馬尼亞族人組成，幾十年來，他們被迫使用著與他們的母語不相
匹配的字母表。羅馬尼亞語是一種羅曼語，是現存語言中最接近古拉丁語的語言，因此它使用的是拉丁字母。蘇聯之所以有如此操作，目的是加強摩爾多瓦人對俄羅斯和蘇聯的認同，並在民族認同感上使之與羅馬尼亞及西方保持距離。
正如個體的自我會受語言的影響一樣，民族認同感也可以由語言塑造。語言引導著文化、民俗、信仰體係、價值觀、曆史以及群體認同。這就是為什麼在曆史的不同時期，某些國家會阻止某些群體或整個國家使用他們的母語，而將一種不同的語言強加於他們。這種情況在南北美洲、歐洲、亞洲和大洋洲都有發生，並且今天仍在一些地緣政治區域存在著。大多數人都把目光聚焦於經濟、政治和身體上的統治，但通過語言的統治才切中了一個國家和人民的要害，這正是因為語言和思想是如此緊密相連。不僅禁止某些詞彙，而且禁止整門語言，就是等於禁止了某種世界上存在與思維的方式。
像朝鮮和蘇聯那樣影響數百萬人的國家層麵的語言實驗著實不太常見。更常見的是，為了政治目的，語言被以更微妙的方式修改。給予新的語言標簽不是唯一使用的策略。就像兒童會重複最後一個詞一樣，成年人也會受到物品呈現順序的影響。例如，記憶中的首因效應與近因效應表明，列表中的第一項和最後一
項相比中間項更容易被記住。
另一種技巧是頭韻，指的是在相鄰或相連單詞的開頭使用相同的字母或讀音，如“Build Back Better Budget”（構建更好預算）或“Save Social Security First！”（社會保障優先！），以表達更突出、更難忘的信息。轉喻是另一種用來操縱公眾輿論的手段，它指的是用相關屬性或附屬物來替代某物的名稱，如用白宮代替美國政府的行政部門，用華爾街代替金融係統。代詞的使用（比如用“我們”還是用“他們”）、隱喻和類比，也是語言中可以用來謀求支持、製造選擇錯覺以及分裂或團結人們的方式。讓我們再次引用喬治·奧威爾的話，這一次是引自一篇文章：“政治語言……是為了讓謊言聽起來真實，讓謀殺變得可敬，讓空穴來風看起來牢不可摧。”
政治家們經常使用代詞進行操縱。使用代詞“我們”與使用“他們”相比，更側重於差異性而不是相似性，強調了不同人群之間的區別。這種分而治之的手段並不新鮮。愷撒和拿破侖·波拿巴都曾使用過這種方法；作為一種軍事戰略，它甚至比羅馬帝國還要早。雖然對愷撒和拿破侖來說，勝利意味著征服其他領土，但在同一國家政治格局中，勝利需要重新定義。
談及多語性則不可避免
地涉及人稱包括性（clusivity）這一語言概念。因為語言的人稱包括性不同，所以不同語言的使用者對代詞的處理方式不同。簡單來講，人稱包括性是指人稱代詞“我們”（相對於“你們”）是否包括你正在與之交談的這個人。在某些語言中，當我和你交談時，你和我是“我們”的一部分，而其他人則不是。在其他語言中，我和其他人是“我們”的一部分，但你們不是。這個區別相當有趣，當政治家在說“我們”的時候，聽眾會不會站在政治家的立場上，可能會根據語言而不同。英語並不是一種具有人稱包括性區別的語言。具有人稱包括性的語言有漢語、越南語、馬來語、古吉拉特語、旁遮普語、他加祿語、馬拉雅拉姆語、泰米爾語、夏威夷語等。政治家們在向使用這些語言的選民講話時，得明確這個“我們”是需要包含聽眾還是排除聽眾，才能進行有效的表詞達意。
政客們會根據他們的聽眾來調整他們的講話方式。麵對黑種人聽眾和白種人聽眾，奧巴馬講話的方式會有所不同。現任美國副總統卡瑪拉·哈裏斯在民主黨初選辯論中也同樣依賴微妙的語言變化，包括非裔美式英語語音、詞態和語調等方麵來反映她的立場。
許多政治人物精通多種語言或方言，並將它們用在政治舞台上。
在一次最著名的冷戰演講中
，約翰·肯尼迪總統曾說過一句名言“Ich bin ein Berliner”，意思是“我是一名柏林人”，以表示對柏林人民的聲援，並表明美國與西歐的聯盟及其反對建造柏林牆的立場。當時這句話之所以如此有力，是因為這句話是在英語演講時用德語說出的。大多數德國公民，無論長幼，都對這句話耳熟能詳，而這一曆史性時刻也被載入了歐洲許多國家的教科書之中。
肯尼迪憑直覺理解的是，當天在西柏林，使用他所麵對的人的語言比他使用英語更有分量，更容易引起聽眾的共鳴。像許多給人深刻印象的公共演說家一樣，肯尼迪認識到語言不僅影響我們的大腦，也影響我們的心靈，而這一點通過心理語言學研究變得越來越清晰。
幾十年後，在烏克蘭戰爭期間，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在演講中無縫切換烏克蘭語和俄語，在向烏克蘭人民講話時使用烏克蘭語，在向俄羅斯人民呼籲時使用俄語。他在部分演講和對英語媒體和決策者的采訪中使用了英語，並在向其他國家的聽眾講話時加入其他語言的詞彙。
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是首位擔任美國國務卿的女性，她會說英語、捷克語、法語和俄語。前國務卿康多莉紮·賴斯會講英語和俄語。前佛羅裏達州州長傑布·布什能說流利的英語和西班牙語。即使是那些並沒有
那麼精通另一種語言的人，在有大量講該語言的選民社區演講時，也會用其他語言發表部分演講。但是，如果這些針對語言的政治信息傳遞被認為是不真誠的或是故意迎合的，那麼效果也會適得其反。在美國，當目標群體是西班牙裔選民或消費者時，甚至有個術語叫作“hispandering”（hispanidering，“西班牙裔的”+“迎合”的合成詞）。
美國以西班牙語為目標的政治運動往往會增加西班牙語使用者的支持，但會減少講英語的白種人的支持。一項關於共和黨選民對一位西英雙語白種人候選人的態度調查發現，使用西班牙語在拉丁裔選民中更為有利，但在盎格魯選民（得克薩斯州除外）中則恰恰相反。當政治文章有西班牙語版本時也觀察到類似的效果，即在拉丁裔中得到更多支持，但在非拉丁裔白種人中得到的支持更少。
語言在政治中的作用顯而易見，但政治家並不是唯一利用語言來操縱決策的人。廣告商被雇傭以幫助企業尋找最佳的文字組合，讓我們為買得起或者買不起的商品支付最高價格。
當向多語者做廣告時，用母語表述廣告口號往往比第二語言更具情感。在一項研究中，當為銷售的商品定價時，使用外語會導致對該商品的所有權感減弱。西班牙裔美國人對西班牙語和
英語產品廣告的好感度，取決於他們認為其他美國人對西班牙語使用者的好感程度。對於那些認為廣告存在負麵文化刻板印象的人來說，用西班牙語適得其反。廣告語言的有效性似乎也因所宣傳的產品而異。因為在美國，西班牙語經常與家庭生活聯係在一起，英語則與工作和政府聯係在一起。因此，在與家庭有關的廣告中使用西班牙語會得到更積極的評價，而在與工作有關的廣告中使用英語時得到的評價更為積極。同樣，印度的奢侈品廣告（如巧克力）用英語比印地語效果更好，而必需品廣告（如洗滌劑）用印地語則更為有效。廣告商是誰對效果也會產生影響，相比本地公司或品牌，廣告語言的選擇對跨國公司來說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