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翻譯的發現
當我十幾歲初到美國時，並非總能聽懂我的美國朋友說的話。有時我會根據周圍的環境或句子中的其他詞來推斷或猜測其含義，有時我也會直接問單詞的意思。一位親密的朋友（他現在是美國海軍的隨軍牧師）總是讓我猜：“你覺得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我就會根據這個詞的發音大膽猜測，有時會引發哄堂大笑。但很多時候，根據上下文的猜測會把我帶到正確的方向。
說到猜單詞，有很多故事可講。
1933年的一項研究發現，英語使用者在69%的情況下能將日語與英語的反義詞正確匹配。例如，當給出日語單詞“heiwa”和“tatakai”，以及英語單詞“war”和“peace”時，人們在很多時候都能正確地猜出“heiwa”意為“和平”，“tatakai”意為“戰爭”。如果你願意，也可以用這個研究中使用過的單詞來猜一猜。比如“tooi”和“chikai”，哪個意思是“遠”，哪個意思是“近”？（如果你猜到“tooi”是“遠”，“chikai”是“近”，那就猜對了。）那麼“mikata”和“teki”這兩個詞，你猜哪個是“敵人”，哪個是“朋友”？（如果你猜到“mikata”是“朋友”，而“teki”是“敵人”的話，那就猜對了。
）“tori”和“mushi”，哪個是“鳥”，哪個是“蟲”呢？（如果你猜到“tori”是“鳥”，“mushi”是“蟲”，那就猜對了。）如果你很多單詞都沒猜對，甚至一個都沒猜對，坦率地說，這也符合我先前的預期，我本來猜測正確率大約是五五開，但自己嚐試了25組反義詞配對之後就明白事實並非如此。
這就是為什麼2022年的時候我決定在我的實驗室複製這項研究。英語單語被試者需要將漢語、法語、日語、波蘭語、羅馬尼亞語、俄語、西班牙語、泰語和烏克蘭語9種不同語言中的45對反義詞的含義與它們的英語翻譯相匹配。令我們驚訝的是，盡管這些英語單語被試者基本上是瞎猜的，但這些語言中的反義詞對與英語翻譯的匹配正確率（65%）大於偶然性預測概率（50%）。其中，漢語（55%）、日語（55%）和俄語（56%）的準確率最低，其次是泰語（57%）、波蘭語（58%）和烏克蘭語（58%），較高的是羅馬尼亞語（74%）、法語（79%）和西班牙語（81%）。
在另一項研究中，講意大利語的被試者與講波蘭語的被試者分別被要求聽芬蘭語、日語、斯瓦希裏語和泰米爾語的單詞，並從三個選項中選擇他們認為的含義。在芬蘭語和日語中，被試者僅根據單詞
的發音做出正確選擇的概率要高於偶然預測的概率。這一差異在名詞和動詞上是顯著的，但在形容詞上則不顯著，這本身就是個有趣的結果。很有可能在將來的某個時候，通過語言的聲音符號研究，我們會建立一個以具體語言和參與者經驗（比如他們知道幾種語言，這些語言之間相似度如何，他們在各種語言中的詞彙量和讀寫水平如何）為變量的綜合模型。
探討形式和意義關係的書麵證據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在《柏拉圖對話錄》中就記錄了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對這個論題的一番言辭。在《對話錄》中，當克拉底魯（Cratylus）和赫謨根尼（Hermogenes）問及名字是“符合自然的”還是“約定俗成的”時，蘇格拉底回答說，聲音的組合表達了一個詞的本質，有些聲音最適合描述水的流動，另一些最適合描述物體的運動。赫謨根尼反駁說，物體之所以如此命名是習俗和慣例的結果，是可被改變的。而克拉底魯認為，名字有神聖的起源，為眾神所賜，所以它們天生是正確的。兩千多年前提出的這三種立場，說明了人類對詞及其含義的迷戀源遠流長，而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覆蓋了從哲學到宗教、從神秘主義（咒語）到法術（召喚神靈）、從民間傳說到正統文學等一眾領域。
在世界上許多宗教中都有“
真名”與“真性”相吻合的想法。古代猶太教認為上帝的真名非常強大，為了防止對其力量的濫用，不得喚其真名。基督教也在《出埃及記》第20章第7節中反對妄稱上帝之名。名字的力量也存在於非西方的思想流派中，包括道教、佛教和蘇非主義。瑜伽士認為，咒語“唵”反映了宇宙的振動。
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詞的形與意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的，但它並不完全隨機。一個詞的形式可以影響其意義的表達，反之亦然。
大多數人在聽到聲音和意義之間的關係時都會想到擬聲詞，這些詞本身聽起來就像它們所指事物發出的聲音，如時鍾的嘀答聲或汽車的喇叭聲。最常見的擬聲詞例子是動物的叫聲。奇怪的是，這些詞在不同語言中大相徑庭。在英語中，豬的叫聲是“oink-oink”，狗的叫聲是“woof-woof”；在俄語中，豬的叫聲是“hriu-hriu”，狗的叫聲是“ghav-ghav”；而在羅馬尼亞語中，豬的叫聲是“koveets-koveets”，狗的叫聲是“hum-hum”。在日語中，描述多種動物發出聲音，包括狗、貓、羊、青蛙、鳥和昆蟲，都使用同一個動詞“naku”。我倒是很想講講“日本動物如何更好地跨物種交流”這樣的書呆子玩笑，或者偏個題聊一
聊雙方言山羊（是的，有這種東西），但還是讓我們回到形式與意義的正題上來吧。
我們可以在非口語語言中找到形式和意義之間關係的直接證據。手語通常在視覺上將一個詞與其含義的某個方麵聯係起來以表示其含義，可以通過手勢的位置或運動，或是手型或手掌方向來呈現。例如，打開書頁的手勢代表“書”，在茶杯中攪動茶包或茶匙的手勢代表“茶”。手勢與姿勢是語言發展過程中最早的交流形式之一。
除了手語，我們也可以在漢語的語素文字#pageNote#0中看到形與意的關係。在漢語中，書麵形式的詞由字組成，而這些字往往也是其他詞的組成部分。比如“美國”，包括兩個字，一個代表美，一個代表國。這兩個字的組合可以翻譯為“美麗之國”。漢語的“嫉妒”和“奴隸”這兩個詞都包含“女”字偏旁。這些單字的含義是否影響了漢語使用者實際翻譯時的心理表征？漢字標簽中聽覺或視覺的形式是否影響了人們對這個概念的心理表述和思考？
對於字母語言來說，它們由無意義的字母構成，而不是像漢語那樣承載意義的表意符號，意義與形式關係的證據就不是那麼明確了。
我的師祖（我導師的導師），心理學家沃爾夫岡·柯勒（Wolfgang Köhler），於1929年首次證明了語音象征現象，即後來廣為人知的“
bouba-kiki效應”。
“bouba-kiki效應”指的是在實驗中，實驗人員向人們展示下圖所示的兩個形狀，並詢問哪一個是“bouba”，哪一個是“kiki”。讀者朋友可以自行一試。
人們總是更傾向於認為圓邊是“bouba”，而鋸齒狀帶刺的是“kiki”。這一發現對大學生、老年人和非常年幼的兒童都適用，而且不僅對講英語的人適用，對講其他語言的人也適用。柯勒首先在特內裏費島用西班牙語進行了這項實驗，使用的是“baluba”和“takete”這兩個詞，但這項研究後來被廣泛複製。甚至在四個月大的嬰兒身上也發現了如此選擇的傾向。
針對泰米爾語使用者和美國大學生的研究發現，如此選擇的偏好率高達95%~98%；在所有的研究中，偏好率平均在88%左右，雖然略低一些，但仍明顯高於偶然。（自閉症患者中這一比率較低，約為56%，其原因尚不清楚。）
一項使用功能神經成像的神經科學實驗發現，當名字和物體之間存在感知不匹配時（當“bouba”與刺狀圖形配對時），大腦的前額葉激活要比感知匹配時（“bouba”與圓邊圖形配對時）更強，可能是因為人們需要在不匹配的情況下投入更多的認知資源。有趣的是，大腦皮層的激活不僅在負
責高級認知的額葉皮層不同，而且在聽覺和視覺大腦網絡中也不同，這表明聲音象征可能也被嵌入感覺處理的早期階段。
目前還不清楚是什麼導致了這樣的效應，也不清楚這種效應在其他代碼中是否存在，比如在數學中是否有此效應。（哪個形狀代表1，哪個代表2？抑或哪個代表零，哪個代表無窮？）若幹假設已經被提出。例如有人認為，這種關聯與發聲時的口型有關，說“bouba”時口型更圓，而說“kiki”時口型更緊。也有人認為，這種聯係與元音輔音的比例以及單詞中聲音的音素質地有關。似乎人們對聲音和符號的關係判斷都是基於聲音的聲學線索，但具體機理如何尚不清楚。
幾個世紀以來，元音和輔音的音素性質與意義之間的關係引起了世界各地人們的興趣。俄羅斯科學家、哲學家、作家和博學家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Mikhail Lomonosov）於1755年創建了莫斯科國立大學#pageNote#1，如今這所大學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蘇聯有十幾所機構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在18世紀寫下了元音和輔音的語音象征。例如，他提出在表達溫柔時應使用前元音如\/e\/、\/i\/和\/yu\/，在表達恐懼時應使用後元音如 \/o\/、\/u\/和\/y\/。
與語音象征的最緊密聯係可以在詩歌中找到。詩歌使
用和諧音調#pageNote#2（愉悅、和諧、舒適的聲音）、頭韻（重複相同聲母）、押韻（重複相似韻尾音）以及其他語言工具，充分利用了特定的聲音喚起某些情感和思想這一理念。
詩人對世界的感知在何種程度上塑造了他們的語言？詩人的語言又在何種程度上塑造了他們的感知？感知與語言之間有一個反饋循環，很可能它們彼此進行著相互塑造。詩人之抒情達意來自認知的反映，而這反過來也改變了他們的認知。借用埃德加·愛倫·坡的話來說：“白日的夢者知之甚多，夜晚的夢者無從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