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餘秋雨
古人說：名滿天下，謗亦隨之。這話應在餘秋雨身上，實在是再適合不過。
1992年，《文化苦旅》橫空出世。哇，散文還可以這麼寫？酷斃了，帥呆了。一時間，人們喜悅之情不可名狀，對作者更是驚為天人。
掌聲響起。餘秋雨一下子由一個默默無聞研究戲劇的學者，一躍成為萬眾矚目的“文化大師”兼暢銷書作家，名利雙收。端的爽歪歪也麼哥。
餘氏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每隔一段時間，總有新作問世，而且像迷信某種彩頭一樣，幾乎清一色采用四字書名。雖然每況愈下之勢彰明較著，但印數和動靜卻兀自老大不小，猶如一隻熊市牛股，即便創出新高已然有心無力，卻尚能勉強維持高位上的橫盤震蕩。
樹大招風。對他的批評慢慢也多起來，尖銳起來。撮其要點，約有兩端：
1.“文化大革命”期間有曆史汙點，是臭名昭著的“石一歌”禦用寫作小組的核心成員，屁股上有人中黃，不幹不淨，不清不白，務必反思、懺悔。
代表者為餘傑。小餘有兩篇批判老餘的長文：《餘秋雨，你為何不懺悔》《我們有罪，我們懺悔》。火力猛烈，傳誦一時。
2.文史硬傷太多，膚淺浮躁，誤人子弟。
代表者為金文明。金氏甚至出了一部專著《石破天驚逗秋雨》，專門找老餘的茬。他考辨出餘秋雨作品中的文史差錯多達1
20餘處，為此痛心疾首。
以上兩方麵的批評意見，其來有自，並不是人家無事生非。但我更多持保留態度，比較同情自感“被侮辱與損害”的秋雨先生。
原因何在？
其一，餘秋雨被人指控為“‘文革’餘孽”，實證不少。從習見的《南方周末》到幾本評論他的書中均不難找到，毋庸一一列舉。餘氏則辯稱他豈止比馬俊仁冤，簡直比金聖歎還冤，甚至比竇娥還冤。不惟屁股幹淨，就連臉上也是滿光彩的。餘強調自己本是“一直被造反派批判的人”，受了不少磨難，政治上一貫正確。
除了一般性辯護，餘秋雨有一個他自以為非常有力的反證。他說：“其實稍作常識推斷就可以明白事情大概的，例如我是在上海經曆整整三年‘文革’大清查後擔任高校領導幹部的（指上海戲劇學院院長），……這樣的情況可能是‘“文革”餘孽’嗎？”他回應餘傑時嗓門很大，底氣很足，正氣凜然，儼然一副“我非餘孽我怕誰”的模樣。
沒想到半路殺出個程咬金：於光遠出場了。此老曾參與中心密勿，德高望重。據他說，當時的清查工作實際上草草收兵，不了了之，很多存在種種問題的人結果並未遭到認真清算，蒙混過關的所在多有，有的還被委以重任。我相信於老的話。此於擺起老資格來，彼餘就作聲不得，隻能受教惟謹。一個重要的護
身符遂被輕鬆化解於無形。
但這並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不能證實餘秋雨幹淨，並不等於說他一定就很髒。
依我看，餘秋雨絕非大奸大惡之徒。相反，當年，他應該是一個對黨和政府非常忠誠，對自己也很有信心，才華橫溢、筆頭出眾、積極向上的好青年。現在，再怎麼著，也不失為是一個有一定成就的知名作家，一個笑容可掬、遵紀守法、堅決與盜版集團作鬥爭的好公民吧？他容或說過錯話，做過錯事，寫過令他後悔甚至諱莫如深的少作，但這都不算什麼了不得的事情，更談不上有何等罪惡。那是什麼歲月，什麼年代？整個國家、整個民族都如趨狂瀾，如飲狂藥。不就是為上峰所賞識，寫過若幹自己注定不會編入全集的文章嗎？毛澤東說到周作人時，輕描淡寫大度雍容：漢奸文人，又沒有殺人放火，養起來讓他譯書吧。大節方麵，餘秋雨雖不無瑕疵，但斷非如苦雨齋之不堪。對周，尚可“放愛一條生路”；對餘，更應取“理解之同情”的態度，何苦“宜將剩勇追窮寇”，滅此朝食？至於懺悔，亦當出於本心自願，不能、不必亦不應強求。
兒時愛讀童話。長大成人後，忘了個七七八八。也有少數童話講的故事與說的道理異常精彩，印象特別深刻，曆久不忘——比如小馬過河。
小馬要過河。鬆鼠還是什麼說，水深得
不得了，不能過，否則會被淹死。老牛則說，水很淺，還沒一腿深呢，倍兒輕鬆就過去啦。小馬左右為難，莫衷一是。
小馬最後還是試探著順利過了河。它發現，河水既不像老牛說的那麼淺，也不像鬆鼠說的那麼深。
這相當接近我對餘氏秋雨“文革”表現的看法。
其二，金文明的考辨是花了工夫費了心思的，也大多可以成立。不妨把金看成一種特別意義上的餘粉。他毫無疑問是餘門功臣。餘著再版機會不少，如果餘秋雨能虛懷若穀，禮賢下士，有金先生這樣認真執著而文史功底較為紮實的夥計自願做義務責編，可以減少很多錯誤，可以少丟很多人。這本該是兩利俱存、皆大歡喜的好事。秋雨見不及此，竊為之惜。
但金文明再怎麼來勁下神，充其量隻能說明：餘秋雨治學不夠嚴謹，器量狹窄，知錯不改。這又如何？致仕後的餘氏，講演講課，著書旅遊，左右逢源，優哉遊哉。餘氏興許會在私下嘲罵金某：老雜毛，蚍蜉撼樹，其奈我何？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