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一，南洋白米入直隸灣的消息公布，京城米價頓時應聲下跌。
洪武年間，一匹棉布兌一石粳米，官員俸祿都是以實物發放，米布幾乎承擔貨幣功能。
隨著海外大量白銀的流入，以及江南織布規模的曆年擴張。
米布價格一漲一跌。
這其中交叉鹽鐵茶等兌換，各地士紳豪商差價吃的滿嘴流油。
所以大明豪商起家不是鹽商就是糧商。
土地兼並二百年，天災人禍不斷，米價越來越高，是明初的近三倍，布價卻越來越低，且非常低。
以粳米算，一石粳米約二兩二左右，棉布一匹卻隻有四錢，江南棉布更便宜，一匹兩錢半。
一個家庭婦女，一年織布約15匹，隻可以得到兩石左右的糧食。
這是天啟年的大明物價，正史往前三十年、往後二十年，都算是最好的時期，過個十年，米價會漲到驚人的十兩，布匹會跌到一錢半。
生產資料過於集中，量變已到質變臨界點。史冊中常說的資本萌芽，就是指這種情況。
士子文臣麵對資源分配失衡的情況，不僅反射弧超長，還沒有宏觀調控意識，完全依靠士紳豪商‘德行’調整。
以德治國，脆弱的實物財政崩潰是必然結果。
國家財政崩潰，都沒有國家了，萌芽有個蛋用。
經濟上怎麼解決？
九月二十二，袁可立親自到國公府宣旨後，讓屬官先走，他和高攀龍在後院正堂，向張之音問出了這個問題。
大小姐覺得自己說不明白，把朱鼎順的秘書徐素素叫到正屋，她的回答應更準確。
答案很簡單，削減農稅，免除糧稅，降低糧價。征收布匹稅、紗線稅，提高布價，讓紡織業底層活。更重要的，控製互市、海貿，不能讓外來糧、外來布攪渾市場。
就這麼一個答案，袁可立與高攀龍在正屋發呆到午時，張之音不得不讓下人擺了一桌菜，叫剛好入城的朱鼎熊來陪著。
這一招呼不要緊，郭愷之、周延儒、馮銓、李精白、西寧侯、定西侯、鎮遠侯、永康侯，閣臣勳貴都來蹭飯。
袁可立把徐素素的答案複述一遍，眾人個個低頭思考。
說起來一句話，卻需要精準的調控，關鍵是，需要執行力保障。
大明朝誰都沒有這個權力，皇帝不行，朱鼎順不行，內閣首輔更不行，所以說，不破不立，資源得重新分配，權力結構得重新調整。
胖熊被老大臭罵一頓，這一個月過的悠哉悠哉毫無心理負擔，這頓飯陪的膩歪，看他們絞盡腦汁思考，實在憋不住了。
“袁公，您是不是想著如何勸大哥不要把糧食送入大明？或者想著大哥有多少銀子才能撐起關外、海外的開支？”
袁可立擠擠眼回神，“賢侄想說什麼？”
“小侄什麼也不想說，郭大人也許該給諸位解惑，周大人建議朝廷買糧，大哥肯定不會賣，這其中的道理郭大人更清楚。”
郭愷之聞言苦笑，他很想做個透明人，奈何次輔很難躲事，隻好解釋。
“袁公，宣大的時候，朱三寨現銀頂多五十萬兩，但養活了四千解難營、三萬家眷，到天啟五年，宣大邊軍幾乎都靠三寨而活。
但北寨還是那點銀子，甚至更少，解難營月月發餉，每年餉銀開支在三十萬兩，軍械馬匹開支相加，每年大約五十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