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青蓮和父親劉如鬆就住在南鑼鼓巷的一處四合院裏。這是文革後，政府為獎勵優秀的航天工業科學家，特地贈送給父親的。劉青蓮從西江來到京城上大學，就一直住在這裏，沒有離開過。
這裏的胡同和四合院，很有些來頭，讓劉青蓮很是迷戀。一大早，她就一個人從家門口開始出發，她打定主意，在晚上來臨之前，走過這四十七來，令她記憶深刻的每一條胡同，每一所宅院。
有人把京城四合院的曆史追溯到元代在此建都，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元代建都後，開展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公元1276年，在金中都原址東北部建大都城，元始祖忽必烈“昭舊城之遷京城者，以貲高及居職者為先，乃室製以地八畝為一分......聽民作室”。
於是，元朝的貴族，官僚就按此規定在大都城蓋起一座座院落。院落與院落之間是供人行走的通衢街道，即為今天的胡同，胡同與胡同之間，就是大片的四合院宅邸。
元代曾有詩雲：雲開閭闔三千丈，霧暗樓台百萬家，便形象的說明了宏偉的皇家宮殿與樸素的民居建築共存共榮的元代都城盛景。
畢竟，四合院，往大了擴展，便是皇宮王府，往小了縮，便是尋常百姓家。
元代四合院現在京城已無實物，惟一能供參考的就是在元大都舊址上發掘出來的後英房元代住宅遺址。這座遺址所反映的院落布局，開間尺寸，工字廳，旁門等內容，與曆代的四合院十分相似，說明元代四合院與曆代居住建築間密切的承襲關係。
除去這個例子之外，從著名的山西黃城縣永樂宮純陽殿元代壁畫中也可以看到元代四合院住宅建築的格局和形式。
明王朝建立後，社會經濟得到較快發展。明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並分別從浙江，山西等處遷入數以萬計的富戶，從而有力的推動了經濟京城的發展。在明代，製磚技術空前發達，這也促進了建築業和住宅建設的發展。這個時候出現的《魯班經》、《三才圖會》等書籍，說明明代不僅宅邸建設的實踐活動十分活躍，並且有道論方麵的指導。
清朝定都北京後，大量吸收漢文化，完全承襲了明代北京城的建築風格，對北京的居住建築四合院也予以全麵繼承。
清王朝早期在北京實行了旗民分城居住，令城內的漢人全部遷到外城，內城隻留滿人居住。這一措施客觀促進了城外的發展，也使內城的宅邸得到了進一步的調整和充實。
清代最有代表性的建築是宮室式宅邸，這就是官僚、地主、富商們居住的大中型四合院。之所以稱之為宮室式宅邸，主要是因為它在規製、格局等方麵承襲了古代宮室建築的特點。這種大中型四合院均設有客廳，飯廳，主人房，傭人房，車轎房等建築，院落二三重乃至多重，氣派而豪華。
清代四合院在北京的遺存很多，至今仍在沿襲使用，成為當今北京古都文明的重要內容。
北京四合院是我國古代諸多傳統民居形式中頗具有代表性的一種。它集各種民居形式之長，在華夏各種民居建築中堪稱典範，這些特點的形成，與北京作為六朝古都的特殊政治地位是分不開的。
長期居住在北京這塊土地上的各朝代貴族，士大夫階層對居家環境有著相當高的要求，這就從各個方麵促進了北京四合院的發展與完善，加上北京地區的地理環境，氣候特點和傳統民俗，共同構成了北京四合院獨具特色的民居建築文化。
承載著京城生活記憶的，從來都不是高樓大廈。
京城的生活記憶，三分在紫禁城紅牆琉璃瓦的深深殿宇裏，七分在胡同深處灰牆黛瓦的的四合院裏。隻不過，紫禁城是帝皇和權貴的家，四合院則是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家。
京城的胡同和四合院，尤以劉青蓮所在的南鑼鼓巷最為出名。
南鑼鼓巷是一條胡同，位於京城中軸線東側的交道口地區，北起鼓樓東大街，南至平安大街，寬8米，全長787米，與元大都同期建成。因其地勢中間高，南北低，如一駝背人，故名鑼鍋巷。到了清朝，乾隆十五年繪製的《京城全圖》時改稱南鑼鼓巷。
南鑼鼓巷是京城最古老的街區之一，是我國唯一保存著元代胡同院落肌理、規模最大、品級最高、資源最豐富的棋盤式傳統民居區，也是最富有老北京風情的街巷。周邊胡同裏各種形製的府邸、宅院多姿多彩，厚重深邃。
南鑼鼓巷及周邊區域曾是元大都的市中心，明清時期則是一處大富大貴之地，這裏的街街巷巷擠滿了達官貴人，王府豪庭，直到清王朝覆滅後，南鑼鼓巷的繁華也慢慢落幕。
進南鑼鼓巷南口東麵的第一條胡同，是炒豆胡同。炒豆胡同西口不遠77號門旁，標有東城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上寫“僧王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