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在《隆中對》裏指出荊州的地理環境是“北據漢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荊州作為當時東南西北四個地區中間的核心地區，交通運輸方麵一向都比較發達。而襄陽又地處荊州中心地區，交通道路更是發達，當初劉表把荊州首府遷至荊州看中的就是襄陽優越的地理環境。經過劉表多年的苦心經營，又得益於從未遭受到戰火波及之故，原本為兵家必爭之地的軍事重鎮，現在在文化、經濟等方麵幾乎可以說是冠絕中原，單單是過百萬的人口基數就足以證明一切。
襄陽城外的臨江碼頭上一片繁忙，來自於四方的商旅大多都集中在這裏買賣互市。雖說早年劉表與孫氏結仇時曾下令中斷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貿易往來，但那隻僅僅是對北麵的曹操與東麵孫氏而言，與南麵的荊南數郡、西麵的川中巴蜀卻仍保持著原有的商業互市，必竟荊州也有很多東西出產不了，需要靠從別的地區進口。
隻是不知是從何時而起，襄陽一帶與江東、江北的商路慢慢的恢複了過來。或許這是一種必然性，因為不管所謂的小農經濟如何如何發達，始終還是需要有一定的商業往來才能支持下去。而陸仁這個異數人物的出現，在這裏也有不小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很可能是他加快了荊襄地區恢複與東部、北部貿易往來的進程。
早先陸仁在襄陽避禍的那段時間裏，陸仁便借助一些錯綜複雜地關係成為當時唯一能在荊襄與江東之間水運經商的人。甚至在兩地間的糧米與海鹽互市上都插了一腳進去。有他這個領頭吃螃蟹的人，後麵跟風而上的人就不會少。最初時他們還隻是偷偷摸摸的幾近於走私，到了後來就已經是明目張膽的經商納稅。相對應的，荊州官方初時不過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後來索性就如同把斷絕商路地令文在無形中取消了一般。原因也很簡單，沒有誰會和錢過不去！既然兩地間地商貿往來禁止不住，那麼與其讓民間走私錯失大量地稅收，還不如幹脆放開一點把稅款收入袋中。這樣至少還能夠皆大歡喜一些。
陸仁離開荊襄時把襄陽的產業全部交還給了竺。但這並不表示就放棄了荊襄乃至川中地區的商路。正相反。現在的竺就有如陸仁放在荊襄地區的商貿集團總代理，自己的經營中心放在了夷州與柴桑陸氏上。大體上就是夷州把貨物送到柴桑，柴桑陸氏再把貨物轉賣給氏之後就可以回家數錢偷著樂，剩下的事讓氏自己頭痛去，該怎麼做就怎麼做。這樣其實對大家都有好處，就舀陸氏來說，他們可以把為數不多地優秀人才都集中到柴桑與夷州的各個層麵。同時因為沒有直接性的涉足荊襄，與當地的豪族大家也不會產生直接的利益衝突。像以前陸仁的海鹽、糧米生意還要應付蔡瑁，現在就不用去管什麼，要頭痛也是竺去頭痛。
不過話又說回來，竺那是有劉備撐腰的人，一般情況下蔡瑁也不敢和劉備發生直接衝突。這二者之間是什麼情況外人不得而知，隻是從蔡兩家的商業合作上來看，似乎也達成了某種地一致性才是。總之在荊襄地區地商業大局上來看還是一片太平的。而竺對荊襄地區北方商路的打通也大有貢獻——東麵有陸氏幫忙不用管太多。竺當然要往北方去跑生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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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說襄陽碼頭上如何繁忙，離碼頭十餘裏處地荊州水軍軍營就顯得有些不太像話。在這裏聽不到軍兵訓練的聲間，到是陸上營區裏一個午覺睡到黃昏的士卒們的呼嚕聲時起彼伏。偶爾會有幾個因為內急跑出帳來方便方便的士卒。但無一例外的都懶懶散散，方便完了又跑回帳去接著倒頭大睡。隱約間似乎能聽見在營區深處有些嘈雜之聲，但細細一聽卻都是些“買大買小，買好離手”，再不就是骰子與碗的碰擊之聲。
軍港裏停靠著很多的戰船，隻是新舊不一，品質也參差不齊。若是從中挑一隻舊些的細看，說不定還能發現未曾修補的斑斑傷痕。這些到也罷了，在一些戰船上甚至能看到水軍士卒掛在桅杆帆繩上換洗晾曬的衣物！荊襄水軍久不經練且軍紀散漫，水軍戰船未能好好保養的事由此可見。
其實也難怪，劉表文人不習武事，對軍事方麵的事幾乎就從不過問什麼，一般都是扔給蔡瑁、張允他們去管。而荊襄這麼多年來沒打過什麼仗，有過的幾次仗動用的也全是陸軍，襄陽的三萬多水軍基本上就是吃幹飯的。後來在建安八年孫權襲擊江夏，水軍本來是要難得的出動一次，偏偏劉備又冒了出來發兵江夏，擊退孫權後在江夏牢牢的擋住孫權，這些水軍就再無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