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大皇帝陛下的第一次會麵，是一次非常糟糕的經曆。當時的大皇帝陛下還沒有登上帝王的寶座，他隻是一個地方性的領主。他占有著一塊比大多數歐洲頂級貴族還要龐大的領地。他的手下有著當時在亞洲，可以說是最為強大的，三千多名優秀士兵。”
“與我見過的大多數明帝國的紳士不同，當時的大皇帝陛下幾乎無視了我的存在。在他與逮捕我的軍官的對話中，我聽懂了兩個令人害怕的詞彙，‘審訊’和‘死亡’。在這之後，我遭受了如同地獄般的經曆。“
——《大中國誌》曾德昭·著
幾十年後，擔任過南華（澳大利亞）總督的中華帝國的上將顧國樟曾經說過，“除了陛下和政審委員，我別無所懼。”要知道，說出這話的顧國樟當時可是中華帝國的侯爵，是一個在大洋洲統治著一千多萬民眾的封疆大吏。他曾經毫無人性屠殺了近千萬的南洋土著。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英格蘭在亞洲的殖民者和平民，在他的手中消亡在了曆史的長河裏。
作為政治審查委員會的前身，人民委員會下屬的警務處審訊中心和複興保安團政治審查處，對於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的審訊會是什麼樣的，大家可以自行腦補。反正經受了十多種無外傷審訊手段後，曾德昭認為上帝拋棄了自己。又接受了八種審訊手段之後，曾德昭希望得到魔鬼的救贖。
警務中心主任李二牛全程參與了對曾德昭的審訊過程。在中華帝國成立之後，一直擔任帝國政治審查委員會總長的李二牛，在自己的工作總結中，曾經寫到，“如果把審查對象的抗審查能力進行一個排名的話，外國傳教士在這份名單中可以排在第一位。之後是明朝士大夫，再之後是投降滿清的漢奸知識分子和賣國商人。至於普通的滿清士兵和明朝士兵，則是完全沒有抗審查能力的。當然，外國商人和船員也比較難以審查。不過，對他們的審查難度，主要集中在語言障礙上。我在工作中逐漸發現，有信仰的人抗審查的能力相對較強。”
曾德昭是見識過中國的監獄的。在南京教案時期，他和一些其他的在南京教案中被捕的傳教士，曾經短暫的住過南京的大牢。當時，名字還叫做謝務祿的葡萄牙傳教士奧伐羅·塞默多心中一片恐慌。雖然他認為中國人是文明的民族，但是無論是在自己的祖國葡萄牙，還是在當時其他的歐洲國家裏，監獄裏的情況都是相當恐怖的。可是，他的明王朝監獄的經曆是非常短暫的，在幾天的羈押之後，沒有收到任何的懲罰，他和其他被捕的傳教士被驅逐出境，回到了葡萄牙在中國人居留地澳門。
不過，就在曾德昭像待宰的肥豬那樣，嚎叫著被拖進警務處審訊中心的地牢之後，他發現地牢的情況和他想象中的不同。無論是押送他的士兵，還是地牢裏的審訊人員，都沒有對他進行粗暴的對待。不僅地牢的環境非常的幹淨和整潔，就連獄卒也相當的不同。和南京監獄中的那些麵目猥瑣，形象陰森的獄卒不同。這裏的審訊人員衣著整齊，麵目平靜。連最基本的推搡和打罵，他都沒有受到。
這種情況，讓情緒激動的葡萄牙傳教士奧伐羅·塞默多逐漸平靜了下來。等到他被領到一個隻有一張桌子和幾個椅子的小房間裏，開始接受詢問的時候，他已經能夠鎮定情緒，操著流利的南京官話向審查人員解釋自己傳教士的身份，並開始向他們宣揚“天主的榮光”了。
不過，在接受了基本的詢問，開始進入正式的審訊程序之後，奧伐羅·塞默多才發現，天底下居然有比肉體上的傷害更加令人絕望的酷刑。警務處審訊中心和複興保安團政治審查處組成的聯合審訊組，開始按照《審訊程序手冊》上的規定，給這個外國人上手段了。
說起來，奧伐羅·塞默多，AKA謝務祿，AKA曾德昭在受審過程中，還是給了聯合審訊組的工作人員帶來了很多驚喜的。無論是警務處，還是複興保安團政治審查處，最近都已經進行了很多的審訊工作了。
王書輝在人民委員會裏成立了情報委員會。情報委員會下屬的，負責政治保衛工作的內務警察（簡稱政保警察），前不久對所有窺探王府鎮和王書輝勢力的探子和可疑人員，進行了全方位的逮捕。警務處和複興保安團的審訊人員，已經通過對這些人的審訊，積累的豐富的經驗。不過，奧伐羅·塞默多仍舊是他們審訊過的人中，承受了最多審訊手段的人。他接受了前後近二十種審訊手斷之後，才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部交待了出來。
曾德昭，葡萄牙人，是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士之一。在南京教案爆發之前，他曾用中文名謝務祿作為自己的名字。他在萬曆四十一年，既西元1613年接受天主教廷的指派，前往南京開展傳教工作。
因為以前負責在中國地區傳教工作的最高負責人利瑪竇的去世，南京耶穌會的傳教團，在利瑪竇去世之後，開始改變利瑪竇培養傳教士熟讀漢文典籍，贏得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從而達到其傳播信仰的目的的“合儒超儒”的傳教策略。轉而采取激進式的傳教方式，堅決排斥儒家思想，嚴禁中國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會人士的反感與懷疑，釀成“南京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