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官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情。李鴻章就曾經說過類似這樣的話。他說一個人如果連做官都做不好的話，那他什麼事情也做不好。種地種不好，做工也做不好。
當然了，李鴻章的話要放到他所處的那個曆史環境中去看。在具有殖民性質的半奴隸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滿清王朝末期，當一個昏官，當一個劫民自肥的貪官，當一個無所事事的庸官，在大清朝那個環境中是個非常簡單的事情。
不過呢，無論是在哪個時代，哪個王朝中，想要做一個清廉的官，負責任的官，辦事情的官，解決問題的官，那都不可能是個簡單容易的事情。別說在封建社會裏了，就是在現代社會，想要找幾個清廉的，負責任的，辦事情的，解決問題的官，無論中國外國，你看看能找到幾個。
所以說，在大明王朝這個環境裏，不論能力的大小，真心的想要做事情解決問題，在整體昏庸腐朽的這個大環境裏有多費勁，那是可想而知的。
偏偏的，被差不多所有的文官看成是絕對的壞人的魏忠賢先生，確確實實的想要為天啟皇帝陛下管好國家，做一個大明王朝裏做事情解決問題的掌舵人。他的這種理想，必然的要和現實發生激烈的碰撞。
魏忠賢的治國之道，說起來還是從天啟皇帝那裏學來的。天啟帝這個當了多年皇太孫的年輕人，他接受的君主教育相對的比較全麵。你別看此君天天沉迷於木匠工作，可是對於治國這件事情呢，他倒是有著傳承自祖宗們的絕招的。
天啟皇帝曾經明明白白的告訴過魏忠賢，大明朝的事情，隻要把兩個重點抓住了，其他的事情就都好辦了。這兩個重點工作，一個叫錢袋子，一個叫槍杆子。國庫裏得有充足的銀子，手底下得有能打仗的部隊。隻要有了銀子和部隊，天底下就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從他的祖父萬曆皇帝那裏學來的經驗。）
當然了，無論是天啟皇帝從他的祖父和父親那裏學這些道理的時候，還是天啟皇帝向魏忠賢解釋這些道理的時候，在語言表達上這些話肯定都要非常的文雅。隻不過在魏忠賢這個半文盲看來，那些聽著文縐縐的話，理解起來的意思就是這樣的。
當過流氓混混，在街麵上混過很長時間的魏忠賢，特別的能夠理解錢袋子和槍杆子的道理。他從自身的實踐出發也知道，當年在他的老家滄州肅寧縣的街麵上，地位最高實力最強的大混混，就是那種家裏頭有產業，手裏頭有人手的人。比他們能拚能砍的人有的是，可是真的能成氣候的，還是那種有產業有人手的大混混。
魏忠賢知道這樣的道理，在治國的時候貫徹的也是這樣的道理。在對國家稅收的保障上，在對軍隊的控製上，魏忠賢從來沒有放鬆過。收稅他用的是太監，軍隊他用的是拉攏。一邊是各地的稅監，一邊是對邊軍中的袁崇煥和毛文龍等人的大力拉攏，魏忠賢總算依托著投靠他的和東林黨黨爭失敗的原浙黨楚黨的文官，把大明朝這個龐然大物大體上掌控住了。
對於魏忠賢來說，整個西南和一個武昌相比較，自然而然的是整個西南的安定更重要。
武昌府說起來是湖廣的省會，可是有他沒他，整個湖廣的稅收情況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畢竟，武昌附近的土地，幾乎都被楚王府把持著，朝廷從武昌收不到多少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