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自然是穩定的社會大環境。
當李永吉成立中華帝國，進而統一全國之後，雖然還有一些地方是所謂的自治省，但由於中央朝廷擁有絕對強勢的武裝力量，又取消了所有的國內關卡，整體環境是和平的，這為商業興盛提供了最基本的外部條件。
其次，就是開放國門的經濟政策。
中華帝國成立之後，經濟方麵實行的是全麵開放的自由貿易政策，等於主動向外打開了國門。這樣一來，國外商人就能更加方便的來到中國淘金。而外商的到來，不但帶來了大量資金，也帶來了大量的訂單，等於是給中國增加了資金，順便拓展了市場，刺激了中國的商業經營。
這其中，結合了部分現代技術，擁有高附加值的中國製造功不可沒，尤其是那些療效顯著的中國藥，更是國際貿易的寵兒，一直都是供不應求的東西，為國家帶來了大量利潤的同時，也順便帶火了周邊市場。
再加上這時期不管是北美還是南美都在經曆戰爭，導致新大陸的市場萎縮，而印度則剛剛經曆了一場大暴亂，也是元氣大傷，所以歐洲各國幹脆把貿易重心都投入到中國，加強了與中國之間的商貿往來。
可以這麼說，到了1864年，歐洲超過一半的對外貿易都是走的中國市場，等於是把大半個歐洲都變成中國貨的傾銷市場，而與此同時呢，大半個歐洲的黃金白銀也隨著中國貨的輸入，大量的流入了中國，進一步刺激了中國的商業環境。
大環境如此，再加上帝國政府不斷加強基礎設施的投入，尤其是馬鞍山鋼鐵的強勢崛起，都為中國的工商業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就是說，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境內工商業發展的天時地利人和都占全了，麵臨這種大勢所趨，中國那點鄙視經商的傳統根本不值一提，輕輕鬆鬆就讓中國商人這個階層趁勢崛起，一下子就從原先的被壓迫階級變成了上層統治階級，成了真正的體麵人。
因此，這種風潮的出現，李永吉本身的舉措是功不可沒的，是他一手締造了這種現象的基礎，包括興辦重工業，進行技術改革，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等。
總起來說，李永吉是這一切的開創者跟奠基人，之所以一開始沒有大規模爆發，隻不過是時間太短，屬於前期投入階段，所以才不顯眼。
而沈世明接過國家權柄後，整體的工商業發展環境已經相當不錯，他又通過一係列的簡政改良，極大的緩和了社會矛盾，並引導中國的上層精英把資本跟精力都投入在工商業方麵，這才加速了這個過程，讓民間工商業借此蓬勃的發展起來。
現如今，這種情況已經形成了良性循環，民間經商的風潮帶動了工商業的繁榮，這又給******帶來了大量工商稅收，順便貿易稅收也大量增加，大大緩解了國庫的赤字。
雖然目前的國庫依然處於赤字狀態，畢竟前期欠債太多，但形勢在慢慢變好，國家信用也越來越強，體現在民間之中，就是老百姓的日子越來越好，大家對朝廷的滿意度越來越高。
正是因為這樣，沈世明才覺得自己的施政方針大獲成功，認為是由於自己的簡政改良才造成了這一切，這都給他提供了空前的自信心。
有了這份漂亮的成績跟自信，沈世明這才敢瞞著李永吉繼續深入改革下去，直到發覺李永吉即將回國，幾經思量，覺得等皇帝回國再說似乎有些被動，這才主動把這一切告訴了李永吉。
當然了，沈世明很聰明，他的彙報是先說國家最近取得的成績，然後再說是因為自己推行簡政人治之策，這才如此這般，請求陛下懲處他擅自做主之類的罪責。
這下子，連社交能力偏弱的李永吉也聽出來了，對方明著是在請罪，其實話外音卻是在請功討爵。
他就是要通過不停的請功炫耀，讓李永吉覺得他不可或缺，覺得他治國有方，覺得他安全沒野心，讓皇帝能夠用的放心，舒心，繼續信任他，重用他，最好再給點獎勵。
以沈世明如今的地位，加官是不可能了，他也不敢奢望，但進個爵之類的還是很有必要的，這也是沈世明這次主動請罪邀功的重要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