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農業問題遠非一個土地這麼簡單。
新興的華夏農民黨在戰爭期間深入農村調研宣講，傾聽民情，功夫做得很是紮實，也早就摩拳擦掌要抓住國會複會的機會一顯身手。土地問題上失了先，反倒被執政同盟弄出一個“五十畝免稅”的方案，農民黨自然不會甘拜下風。[]
一方麵，農民黨議員“留了活。”紛紛表示“內閣所言不無道理，但國家農戶眾多，如此分配無法兼顧，務必審慎從事”另一方麵又甩出了另一個提案：農業保護。
華夏農民黨議員彭海亮表示：“國家肇建十年，糧食價格變動不大。前清同光時期，100斤稻米價值二兩銀錢，幾次戰爭期間雖有上漲，隨即又有回落。自華夏五年之後，糧價逐年下跌，雖單產也有牟提升，若無先帝廢無地少地農民之農稅，改向大田土所有戶和產業化農場征稅，限製地租嚴禁高利貸，建農會，嚴懲設局坑賭，則普通農戶生計生計實在困苦。”
“國家曆次征戰，我農家子弟踴躍從軍，所向無前，成仁烈士不知凡幾如今帝國以工商為強國之綱目，行保護工商之各項政策，又以社保體製保障工人後顧無憂，奈何置我貧苦農戶於如此境地我等感念先帝功業，然貧苦農戶之困苦也是實情。今土地之策，內閣之議我等雖有疑慮，但試行也無妨。但如此政策治標過緩，溶本尚需觀察，而我農民應享之保障何來？”
“……………，以本人與黨內多位同仁之見，農業乃我華夏立國之基，帝國當以立法提升農產品價格，以國家統一高價收購為上，再以更高價格統一銷售，如此則農民之權益得以保障於進口農產品之競爭，可以高關稅拒之，而我農產品之出口，國家當以補貼貼補之，而所費可於國家統購購銷糧食之差價抵償。如此兩相得宜而城鄉之民收入較高，又有社會保障，則此等糧價上漲雖有些許影響，諒也尋常。”彭海亮的提案頓時贏得農民黨議員一陣附和，甚至很多經營田土的議員也很有些心動。
另一方麵，工商業代表和其他城市知識分子大多不以為然：這不是胡來嘛！國家統購統銷，這要消耗多少人力，中間又得有多少油水！連續幾次反腐肅貪，政府那幫子肥丟丟的碩鼠清理了一批又一批，現在還要再變本加厲來這一套？
唐紹儀麵帶微笑，心中卻是明鏡一般。
農民黨打的主意無非就是迎合鄉村選民，尤其是未來大批的自耕農。這個選民基礎，很可能會是未來中國數量上最為龐大的人群，甚至沒有之一。雖然他們未必有信心能挑戰複興黨的地位，但從中爭取到一定數量的選票，從而在國家政壇上穩穩占住一定位置，還是大有希望的。
至於他們說的問題，唐紹儀很清楚原委。
說到根子上，農產品價格低mi，還是由於國家穩定，農民實際負擔大大減輕，破產逃亡等情況基本消失，幾大重要水係水利設施維護還算得力，沒有出現大範圍的持續的災荒，而邊疆省份開墾，農業科技進步，大批新型農具的引入，尤其是北方畜牧業發達和鐵路公路的大規模建設，促進了農業生產資料和農產品的流動，都大大提升了糧食產量。
由於醫療水平的局限，國家人口死亡率還比較高，農產品產量增長的速度這些年遠超過人口增速，而國外農產品市場上俄國，印度和美國都是糧食出口大國，尤其是美國和歐洲國家大力推廣農業機械和化肥，糧食產量暴增。再加上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的農牧業這些年迅速增長，最終的結果就是中國的糧價總體上保持平穩，農民生活的改善主要靠了政府對中下層免稅，嚴格禁止對中下層農戶攤派，清理厘金卡子，高利貸盤錄和設局坑賭之類的民間積弊，建立農會組織製衡鄉紳宗社，而非主要依靠農產品漲價，甚至在1899-1903年，在連續豐收和境外農產品低價傾銷轉移危機的情況下出現了持續的農產品降價。
不過，唐紹儀長期位居中樞，尤其是曾經給鄭鷹做過秘書，自然知道這裏邊的勾連關係。
農產品價格長期穩定，或者說不振，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農業人口轉化。麵對城市工商業快速發展，在政府宣傳，學校教育，現身說法之下，麵對農村生活的清貧，不但農村的次子三子大批進場，很多貧苦農戶逐步也舉家進城謀生。
此外，農產品價格的穩定，或者說偏低，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城鄉底層勞動者實際生活水平的穩定提升，保障了國家工業在起步階段能夠利用低成本勞動力的優勢。而中產階級和很多外籍中高等知識精英，麵對比較低廉的生活成本，也更願意定居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