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章 強弱
“‘天變不足論’？！”司馬光默默的想到。
“其實介甫先生真的是學究天人，他的話雖然有些偏頗，但確實是非常有道理！不過世事無常，有時候有道理卻並不是真的適合現在的形勢，韓國公的‘天主人君’盡管有些飄渺無跡可尋，但在這個時候卻是最佳的方案。事實上先生可能還不知道，監天監的官員通過望遠鏡觀測星空，已經證明了月亮不過是環繞我們大地旋轉的一個大球體罷了，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還推斷我們是圍繞著太陽在旋轉，弄不好我們所生活的這片大地也是和月亮一般是一個球體！先生，王介甫的‘天變不足論’也許是正確的，我們所做的事情與各地發生的災害並沒有什麼自然關聯，朝廷中的一些人對王介甫的指責可以說也是毫無根據的，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這個世界上到底有沒有神靈的存在……”
“這和報紙有什麼關係呢？”
“先生博古通今，精心治史，自然明白皇權大小對於一個王朝來說意味著什麼。富弼和王安石之間的矛盾便是在於皇權限製之爭——富弼想借‘天命’來限製皇權，準確的說是限製皇帝對權力的濫用，這種想法是極為正確的！而王安石為了推行變法的需要，在這個時候卻是希望皇權的力量達到最大限度，以便使皇帝能夠支持他推行變法，避免反對意見對變法的阻礙，這樣做倒是可以理解的，當年商鞅變法不也是在皇權的強力支持下才成功的，王介甫自比商鞅，精研《老子》權謀之道，自然想到的便是這一道路。”王靜輝還是沒有正麵回答司馬光的問題，繼續按照自己的節奏來“催化”司馬光。
“這麼說改之認為限製皇權是正確的了？”司馬光也不執著於報紙的問題，幹脆放下來，用一種對待學術問題的心態來和王靜輝說話。
“準確的說是限製皇權的濫用！一味的限製皇權並非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現在大宋正處於中興關鍵階段的時候。唐宗若是權力受到限製，未必能夠達成大唐盛世的景象；而漢武的權力若是得到限製，在其五十年的統治時期內也就不會有四十多年的時間在戰爭！皇權是應該得到限製和控製，不過即便是韓國公在這個問題上也是非常無奈的——‘天命’的借口與現實狀況相比，未免有些太過脆弱了些！不過王安石的為皇權鬆綁，在現在看來是符合其政治目的的，但這種狀況就連王安石自己也不願意看到，待到他心目中的變法達到預期效果後，他的頭等大事便是想著如何限製皇權了！”王靜輝冷冷的笑道。
就史實來說，王靜輝所知道的封建時代皇權與相權的變化大致可分為同向消長與逆向消長兩種形態。此強彼弱即逆向消長不僅並非唯一形態，並且不是封建政治體製的正常運轉形態，而是其變態。
逆向消長又分為兩種狀態。一種是皇權加強、相權削弱，如漢武帝後期。當時，“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丞相空有其名，“無能有所匡言”。其原因在於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信任由其親屬和親信組成的名叫尚書的內朝，並用內朝分割以宰相為首的外朝的權力。這不應視為常態，除了與君相一體的原則不符而外，還有三個緣故：第一，漢武帝末年，決策失誤明顯增多；第二，漢武帝死後，隨著皇帝個人對國家政權控製能力的降低，皇權旁落於外戚之手；第三，更重要的是這隻不過是中央最高行政權力轉換的過渡階段，尚書台到東漢初年便正式成為中央最高行政機關。另一種狀況是相權加強、皇權削弱，如東漢末年。這顯然屬變態。一是由於當時相權已由“佐天子”蛻變為“挾天子”，丞相曹操大權在握，漢獻帝傀儡而已；二是因為後來到曹操的兒子曹丕時，便取漢獻帝而代之。可見，相權強皇權弱往往隻不過是改朝換代的前奏。
同向消長亦分為兩種狀態，一種是皇權與相權都弱，如唐朝末年。宋人盡管有“唐末帝王，專委臣下，致多闕失”[9]之說，可是當時藩鎮割據，“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皇權固然弱，相權也不可能強。這雖然與君相一體的原則基本相符，但它無非是五代十國分裂割據的序幕，不能看作封建政治體製的正常運轉狀態，自不待言。不過宋代卻開了一代先河——皇權和相權都是十分強的，皇權和相權在終宋一代很難說有誰蓋過了誰，但是也有例外的地方，那便是王靜輝所處的時代，曆史上皇帝趙頊為了推進變法，在熙寧初年的時候動用了龐大的皇權為王安石開路，將宋朝統治高層來了一次大換血。
司馬光不知道王靜輝對漢武帝的評價完全是脫胎於他的《資治通鑒》的觀點，心中非常讚同，因為很少有人在漢武帝巨大的光環下麵所隱藏的危機——漢武帝幾乎就是秦始皇的翻版，將秦始皇所幹過的壞事又重新幹了一遍，不同的是漢武帝在其統治後期也看到他施政不當所引發的社會危機，不僅自己做了深刻的反思會懺悔，更是在朝中選拔了得力的官員，為自己的子孫找好了幫手，所以才讓漢朝又延續了下去——司馬光知道王靜輝對漢武帝的曆史功績有著獨特不同於尋常人的見解，這種態度甚至間接的影響到了皇帝趙頊，現在的皇帝已經不再以漢武帝為榜樣了！正是這種見解卻深合司馬光的心意，也由此讓司馬光對王靜輝有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