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社會是以家庭為單位、宗族為團體的鄉土社會，這也是“血統論”產生的溫床；與血統相對應的是深入古代文官骨髓的政治理想，也就是所謂的“道統”。在古代官家的權力係統中，血統和道統就像武俠世界裏的雙劍合璧，隻有合璧才能顯示出它應有的威力；一旦分離，權力係統就麵臨著癱瘓，金鑾殿上那碩大的龍椅也會轟然倒塌。
在一個血統統治的國度裏，衡量一個王朝的更替興亡，看的不是別的，而是權力行使者的名和姓，也就是權力血統的純正度。血統是以血緣作為核心價值來獲取權力利益的一項製度，一旦權力的創業者夯實基礎，那麼對於其後的繼任者來說，一切就順其自然了。
如果說繼任者的正統性由創業者交接而來，那麼創業者的正統又是從何而來呢？可以肯定，他們是通過個人的奮鬥（包括暴力和陰謀）摘取了那頂熠熠生輝的帽子。在這裏，血緣成了官家集團獲取權力的一種手段，更是他們獲取權力的資本。西漢建立後，劉邦又將諸侯分封製拿了出來，原因是他認為秦朝的迅速敗亡是沒有分封同姓王。前車之鑒不可不防，劉邦還是將鞏固官家權力的寶壓在了血統上，這是統治的手段。當然，這種手段是維持官家權力遞延的常備裝置，從世襲到分封再到和親，無不處處圍繞著權力的血統論在做文章。
按照血統關係親疏排列結構：直係親屬、一般親屬、親屬的親屬、朋友的朋友等，這就是利益的分配格局。如果血統沒有任何變化，而維係它的道統卻發生了質變，新道統又與他血型不配，這樣就會出現權力的排斥反應，這應該是權力結構中最糟糕的一種局麵。
權力的根時代：
公元485年，曆史上的南北朝時期，在南齊統治下的今天的浙江地區，爆發了一場以富人為主體的農民起義。富人造反，這在中國曆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事情。在我們的常規意識裏，曆代農民起義多是因為受苦受窮受壓迫活不下去了才風風火火闖九州，該出手時就出手。對於那些不缺吃不缺喝的富人階層，造哪門子的反，誰願意拿自己身家性命當兒戲。
從古代浙江富人起義這件事當中，可以推斷當年那一帶的富人肯定不是小數目，否則絕對成不了那麼大的氣候，因為起義不是請客吃飯，拉幾個人隨便湊個份子，隻有公權力觸及到了富人的私利底線，才有人願意冒著砍頭的危險跟著你幹事創業。造反行業是高危行業，是官家集團眼中“大逆不道”的行為。
這次富人造反行動的帶頭大哥是一個叫唐寓之的人，事件的導火索是反檢籍，也就是反對政府清查戶口。那麼，為什麼要清查戶口？這些人又是為何反對清查戶口呢？這要從東漢時期的權力結構開始說起。當時的地主階級內部呈現出“一分為二”的局麵：一部分由世代做官而形成的世家大族，叫做“士族”，相當於當時的高幹家庭和高幹家族；另一部分不屬於士族的地主叫做庶族，屬於有錢沒權在官僚階層扯閑篇混日子的那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