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一詞由來已久，在古代是指國家一級的學校。早在公元前11世紀的西周王朝，已經設有國學，那時的國學為貴族子弟開設，分為大學與小學。《禮記·王製》中曾記載：“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的國學用圓形池子，廣場正中為圓形平台，平台周圍是外方內圓的水池，因水“壅繞如璧”，所以得名，形如圓形的玉璧（古字通“辟”），象征教化不息，隻有天子的學校才可以設置，地方諸侯的學校隻能設半圓形的水池。春秋前期，魯僖公（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7年在位）為了興學養士，在魯都城（今曲阜城東北）泮水岸邊（今東護城河畔文獻泉池旁）築起了規模宏大的泮宮，這是周代諸侯國中最早的學宮。隨之，各諸侯國爭相仿效，也在國內修築泮宮，開鑿泮池。從此，“泮宮”就成了諸侯國大學的代名詞。小學有兩種：一種是設在宮廷附近的貴胄小學；一種是設在遠離宮殿的一般貴族子弟的小學。
近代意義的國學，其概念在清末與20世紀20年代～30年代曾爭論不休，終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無法統一。中山大學桑 兵教授認為，近代國學並非傳統學術的簡單延續，而是中國學術在近代西學影響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渡形態。在經曆了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後，西方思想傳入中國。自義和團動亂以來，包括政府官員、知識界、士紳以及商人在內的人士，幾乎普遍地確認，向西方學習是十分必要的，反對西式教育的人幾乎不見了。另一方麵，中學日益成為舊學的代名詞，被視為無用之物。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後，反傳統也成為一種傳統。有些極端的學者甚至主張將線裝書扔到茅廁30年。這種劇變，使得部分知識人哀歎舊學式微，也激發了他們強烈的民族危機意識。在清末民初國學倡導者的自覺中，文化擔負者的社會責任，比權力執掌者更為重大（見桑 兵《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與西學》，《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如今國人又開始注意被冷落了多年的舊學經典，試圖通過了解國學，解決民族認同的問題，學習為人處世的智慧，平定浮躁虛無的現代困惑。國學究竟是什麼呢？一種有代表性的意見是：相對於新學指舊學，相對於西學指中學。引申而言，即中國傳統文化與學術，兼容固有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學術，也包括現代有關我國人文的學術研究。
與國學相關的還有所謂“國粹”“國故”兩個概念。“國粹”來源於一本研究國學的學術性刊物《國粹學報》。《國粹學報》於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公元1905年2月23日）在上海創刊。革命學術團體“國學保存會”為機關刊物。 編輯者為鄧實、章炳麟、劉師培、陳去並黃節、黃侃、田北潮、馬敘倫、羅振玉等，由鄧實任總纂。章炳麟（太炎）、劉師培等人都是當時頂尖的學者。該刊聲稱以“發明國字，保存國粹”為宗旨，用文言文撰寫稿件，連續刊行七年，從未間斷。停刊之後，改名《古學彙刊》，另行出版。所謂清季國粹派就是以《國粹學報》編輯部為核心的學術團體。國粹並非古已有之，它是留學日本的新型知識分子從日本引進來的一個詞語。從詞源上說，國粹源於英文“Nationali-ty”，其詞義是“民族”“民族性”“民族主義”“獨立國地位”。國粹是對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形成的“歐化”思潮的反動，以三宅雪嶺、誌賀重昂等為首的“政教社”倡言“國粹保存”而形成的一種思潮。他們認為“國粹”是一種無形的民族精神，一個國家特有的遺產，一種無法為其他國家模仿的特征。章太炎接受日本學者的觀點，認為國粹就是“我們漢種的曆史”，包括“語言文字”“典章製度”“人物事跡”，並分別對此進行了具體的闡述。為什麼要倡言國粹，章太炎是這樣解釋的：“為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隻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曆史……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說中國必定滅亡，黃種必定剿絕。因為他們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別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曉得，我想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湧，不可遏抑的。”所以要“用宗教發起信心”，“用國粹激動種性”（《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由此可知，正是“愛國保種”的民族主義思想，使得章太炎去倡言國粹。學者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一書中指出辛亥時期的國粹派，主張保存國粹，反對“醉心歐化”，似乎也很“保守”，但是，他們提升諸子，貶抑孔子，章太炎甚至著有《問孔》《訂孔》，直截了當指斥孔子是中國的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