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戌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在胡適處已經多年，但胡適卻始終沒有對曹雪芹原著被程高本所篡亂的問題有所感受，更欠缺深入思考。1921年上海亞東圖書館鉛印汪原放新式標點本，胡適作序，底本取的是程乙本，即高鶚和程偉元1792年第二次修訂過的本子，對曹雪芹原著的篡改是最嚴重的。此後這個本子成了廣為流行的大眾讀本。到1948年，已經是二十七年的漫長時光。周汝昌向胡適提出，不應該再替程乙本作宣傳流布，胡適卻不予接受，辯解說我並不是讚許程乙本，隻是“校勘的性質”。
周汝昌在《
我與胡適先生
》中說:
我見胡先生這一點上確乎是不實事求是了，確有強辯之嫌了--因為他的序文並非如此。
我那時已然感覺分明:這位大學者對中華語文的品格高下優劣是如此缺少審美鑒賞力，這使我十分吃驚，也十分失望。
還是年輕之故，我對胡先生的答複不但不服氣，出言更欠克製，確實讓胡先生有些不愉快了--我寄給他一篇文稿，論析“白話化”並非雪芹筆墨的向往與“極則”，除了人物對話，其敘述文字並不像胡先生想象的那樣“白話化”;雪芹著書，也沒有“提倡白話文”與進入《
白話文學史
》的願望!而假如我把這部偉著用今天的“白話”再來“加工”改動一番，胡先生是否還為之作序吹噓，重排新版?
這實在是說話太不知輕重了，應該自責。胡先生讀了這些有意氣、帶諷刺的話(《
白話文學史
》是他所著呀
)，當然不會高興。他用紫色筆將這些話劃了一個通頁的大“十叉”，並於眉上批注。將文稿寄回來，說這文章無處發表。
在《
平生一麵舊城東--紀念胡適之先生
》中則說:
在1982年以前的八十年的長時期，普通流行的“標準本”《
紅樓夢
》就是胡先生自己珍藏的“程乙本”的“化身”，胡先生為之製序、考證，成為“經典”。但此本實是程、高之輩偽續而又篡改前八十回大量文字的一個最壞的本子--即去真最遠的假“全本”。胡先生賞識此本而為之印製推廣於天下，理由隻是它改得“更白話化”了。至於文字的優劣美惡，情趣氣味的高下雅俗，他就一概置之毋論，“一視同仁”了。
我對這一點，特別敏感而難以“忍受”--也許是天性吧?我對朋友個別談心乃至在某種場合中，都不諱言這一點。我的駭俗(甚至傷眾)的話是:一個人連雪芹的原手筆與程、高等人妄改偽加之文字的優劣都不能區辨，不能感受兩者的巨大而深刻的雲泥霄壤之別，則此人有無可能(資格水平)來研究漢語文的文學，從根本上就是一個問號。
難道大師如胡適之，竟會如此嗎?
這個分歧是巨大的，深刻的。胡適與周汝昌存在著氣質稟賦方麵的鴻溝，其實是無法溝通的，這種差異又必然產生無法調和的不同學術見解。這個對曹雪芹原著和程高續改本“兩種《
紅樓夢
》”的認同參商之尖銳分歧，今後將繼續困擾著《
紅樓夢
》的研究界。這個分歧也將在《
紅樓夢
》的廣大讀者中體現出來，並引起長久的激烈的爭論。
這個分歧所潛隱的文化內涵是複雜的、邃遠的，關係著中華文化和語言文字的精神命脈，涉及對“五四”以來白話文運動之功過是非長短的認識起伏，它將在整個20世紀的中國讀書界反複發作，並旁及世界漢語文化圈，甚至必然要延續到21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