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八路軍的“外交官”們對局勢憂心忡忡。有時他們議論起來，總覺得政府西遷以來，國民黨的各個領導集團都沒有實行武力抗戰的決心，卻為複活各自的派係獨裁而費盡心思。日軍占領武漢後，停止了大規模進攻，中國軍隊的軍事行動也隨之縮小了。在相對穩定的戰線上，戰事顯得比較平靜。
除了汪精衛集團，沒有人敢接受日軍的和平方案，公開主張投降，即使在重慶遭到猛烈的轟炸之後，也沒有人敢這樣做。可是中國人對政府的期望也落了空，政府並沒有實行它所承諾的進步改革，也無意動員所有的政治、經濟力量和人力進行抗戰。
重慶的外國人多了起來，特別是美國人。住在重慶的外國人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很久以前住在這裏的，他們是商人、傳教士和總領事館的官員；另一部分是因戰事隨政府和大使館一起疏散來的。對中共同情的外國人也逐漸多了起來，特別是美國太平洋學會的成員。
在這個學會成員中，引人注目的是包括身為羅斯福總統行政助理、而多次到過重慶的居裏，以及由美國務院派來中國供職的外交官範宣德和謝偉思等人，又由美國推薦給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也是該會的一個成員。中國的冀朝鼎、日本的尾崎秀實、西園寺公一等人，也都參加了該會。
皖南事變前，羅斯福派遣居裏來華訪問，帶來了總統轉蔣介石的一封信，其中寫道：“在萬裏外的我們看來，中共似乎是我們國內所謂的社會主義者。我們讚同他們對農民、對婦女、對日本的態度。據我看：這所謂共產黨與國民政府之間，相同之點殆多於相異處。我們希望雙方消泯歧見，更密切地合作，俾有利於對日本作戰的共同目標。”
居裏表示，他要與重慶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和蘇聯大使潘友新會麵。蔣介石滿臉不高興：“你不要被中共分子的花言巧語所騙，你要知道，各國共產黨不是為自己所屬的國家的利益工作，而是為第三國際；第三國際反對中國對英、美兩國的密切合作，特別是他們不願見中國與英、美兩國立於同一戰線上。這兩點請你轉達羅斯福總統。”
2月13日，為了阻止居裏與周恩來的會見，蔣介石命陳布雷召集國民黨黨政軍聯席會議，令眾人想一個周全之策。有人提出軟禁周恩來，使會見泡湯。
主和派將領張治中急了：“這怎麼行？軟禁得了一日，軟禁得了一世？再說，國共合作時代，軟禁周恩來豈不意味著國共全麵破裂？”
此話一出，會場頓時炸了窩。有的高聲說話，有的默默地坐在那裏長籲短歎。抽煙的一支接一支地抽煙，喝茶的一口接一口地喝茶。爭吵的聲音越來越大，好像天花板都要塌下來。群議紛紛，莫衷一是。最後，陳布雷隻好采納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唐縱的建議，先派一得力人員在居裏、周恩來見麵之前，先給居裏一談，大灌米湯，希望收到先入為主的功效。陳布雷據此上報蔣介石。
居裏並不為蔣介石所動，在2月14日與周恩來會見。周恩來歡迎他的到來，並為他提供了國民黨製造摩擦的材料，鄭重地說：“蔣介石如不改變反共政策，勢將導致中國內戰，使抗戰停火，而便於日軍難進。”
居裏誠懇地點點頭：“美國讚助中國統一，反對日本。”
從周恩來那裏出來，居裏又去找蔣介石，正式聲明：“美國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中美間的經濟、財政等各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進展。”
蔣介石不滿地搖搖頭，沉默了。
周恩來為了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商討今後的政策，要回延安去。在飛機起飛前，他又一次把和他密切合作的下屬喚到一起來。大家聚集在這座陰暗胡同裏牆皮斑駁的“八辦”的房子裏，神色都很沉重。喬冠華的大眼鏡泛著光，龔澎默默地坐在他旁邊，年輕的陳家康，用心地記著筆記，在老練的未來的紅色外交官中，他看上去卻像個新手似的，可周恩來喜歡他的勤奮好學，認為他值得信賴。
周恩來詳細說明，由於國民黨軍隊對新四軍的襲擊，不可避免地會引起政治上的變化。共產黨今後雖然將繼續為抗日統一戰線而努力，但它將明確闡明它對統一戰線的理解。它將要求得到發表意見、提出條件的權利。周恩來又說，毋庸置疑，蔣介石對反共勢力的複活應當負責，但當前要避免對他個人進行嚴厲批判。不管怎樣，不可指責說他想放棄抗日。輿論的壓力，以及華盛頓和倫敦不希望中國內戰的態度，也許會使蔣介石改弦易轍吧。
“現在有一項重任擺在你們大家麵前，”周恩來說，“希望在今後幾個月裏繼續努力，向國內外人民說明我們共產黨的立場，向他們提供國民黨檢查機關不讓發表的有關我們政治、軍事、經濟成果的情報。”
在國內外輿論的一片責難聲中和英、美、蘇三國政府的外交壓力下，蔣介石退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