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緣起，當在1994年初即將結束客居日本的研究生活之際。歸國前，我從東京去銀裝素裹的京都查閱史料，蒙狹間直樹教授相邀，在他主持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梁啟超研討班例會上做報告。還在博士論文的修訂期間，我即注意到晚清民國時期學界風潮鋒芒所向的教職員中，不少人是當時的學問大家，他們在近代中國學術的轉折期所起的承先啟後的作用，不是僅僅從學潮角度立論所能認識清楚的。因此，在集中精力關注近代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變遷的關係這一課題的同時，注意收集有關近代學者的資料。此外，因為研究甲午至辛亥海內外中國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對於和政治關係密切的梁啟超了解較多，於是選擇“梁啟超與近代學術”為報告題目。
近代中國學術界名家輩出，形成宋以來學術發展的又一高峰。究其原因，史料大量湧現，承襲清學餘蔭，溝通域外漢學，當在首要之列。或以為近代中國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何以學問獨盛？言下之意，頗疑立說者居心叵測。其實學術文藝等事，雖不能脫離社會基礎，乃至有人稱第三世界的學者隻能做第三世界的學問，其興卻往往不在太平盛世。縱觀古今中外，亂世出學人，絕非例外。正如1932年孫楷第函告陳垣：“竊謂吾國今日生產落後，百業凋零，科學建設，方之異國，殆無足言；若乃一線未斬，唯在學術。”近代學問大家，對於清學用功頗深，源流脈絡，長短利弊，了解周詳，雖見仁見智，不無微詞，但變換角度，亦可謂心得獨多。清學極端發展，得失清晰凸顯，適為近代學者奠定更上層樓的基礎。認識和把握清學史，正是近代學者超越前人的妙訣之一。與此相較，當代學者對於近代學術史可以說相對隔膜，海外亦然。而且世風流變，當時口碑與事後評價乾坤顛倒者不乏其例。其原因禹內主要在學術以外，而非如時人所謂忘懷，域外則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學風激變。雖然原因不一，均使後來者臨歧徘徊，無所適從。治學須知大勢，近代國際漢學界對中國認識的深化和中國學者掌握西學外語程度的增強，使得彼此溝通，漸成一有機整體。通過描述分析中外學者的交往關係，可以顯現學術發展的狀況趨勢，並把握個人及學派在其中所處的時空位置。這或許能夠彌補專而偏的局限，見木見林，相輔相成。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時代之學術，須經時間檢驗，才能分別一時之俊與百代之英。世紀回眸，幾度浮沉之後，前賢的曆史地位大體依所貢獻而適得其所，後學亦可擺脫非學術性製約，從容煮酒論英雄。欲知21世紀中國學術發展的大道何在，應對近代學術史的利弊得失詳察深究，而與國際漢學界的交往，為其中重要內容。如果說不通域外不能知近代史，那麼不知中外學術交往，則難以恰當體驗近代學術發展。國際漢學家對於近代中國學術及學者的評點，往往不止衡鑒而已，尤其是那些純就學術立論，因而與禹內公意不盡相同的真知灼見。以幾位享有盛名的學術大家而論，對王國維、陳垣的推崇中外一致，對梁啟超、胡適的看法則相去甚遠。據傳一位中國學人訪美，和一位美籍學者談及胡適，前者說胡適學術上有貢獻，政治上很差。後者的看法則截然相反，認為其政治很好，學術很差。政見分歧，緣於雙方立場觀念不一，不難理解。學術評價如此懸殊，值得玩味，其中憑借依據不同，或為重要原因。國人論學，往往糾纏於思想學術，將社會影響作為學術貢獻的參考。
不過，真正高明的學術，畢竟難以領悟。所以對於陳寅恪，本土學者（包括海外華人）雖不乏推崇備至之人，域外漢學家多少有些莫名所以。而且本土學者的認識，大都限於其壯歲成就，至於晚年之作，仍然曲高和寡。陳寅恪治學，前期雖經留學同人的大力舉薦和羅振玉、王國維等大家的品題，學術界還是看法不一，不少人有所保留。
1932年初，孫楷第致函陳垣，試為蠡測品類宇內名流，認為：“今之享大名者名雖偶同，而所以名者則大有徑庭，其間相去蓋不可以道裏計也。”他分別時賢為三類，一為時勢造英雄，“偶因時會，奮起昌言，應社會之須要，有卓特之至論，風聲既播，名價遂重，一字足以定毀譽，一言足以論高下。雖時過境遷，餘威猶在。既婦孺之盡知，亦無施而不宜”。一為淵源有自，“關閩不同，揚劉異趣，都分門戶，盡有師承，人慕桓榮之稽古，士歸郭太之品題，學利可收，清譽易致”。一為博辯多識，“鑒古今之源流，知中外之旨歸，學非一途，業有多方。著書立說，亦能提挈綱領，務去陳言。規模既宏，眾望所歸。為當代之聞人，有激揚之令譽”。前者當指胡適，其次則章門弟子，最後似為陳寅恪。“綜斯三途，雖成就不同，仕隱各異，然俱有赫赫之名，既負碩望，亦具威靈。足以景從多士，輻湊門閭；然而業有不純，實或未至，其一時之聲氣誠至煊赫，身後之品藻，或難免低昂。即以見今而論，亦隨他人所認識者不同，而異其品目，此可謂一時之俊，未可謂百代之英也。”在孫楷第看來，“名浮於實者一時而已，實浮於名者則百世而下其名將益彰。後生小子所須要者為實浮於名之前輩，非名浮於實之前輩。凡夫庸流所震蕩者為名浮於實之聞人，其實浮於名者，或不能盡知。一為社會的，一為真實的。”此意他曾向餘嘉錫道及，並與王重民莫逆於心，均推崇陳垣“乃不藉他力，實至名歸，萃一生之精力，有悠厚之修養……亦精亦博，亦高亦厚，使後生接之如挹千頃之陂，鑽彌堅之寶，得其片言足以受用，聆其一教足以感發”。照楊樹達的評語，不能既溫故又知新的胡派章門非庸即妄。而將陳寅恪與之匹配，則顯然僅據其前期成果，主要由樸學傳統著眼立論，不了解學術背景，似缺乏洞見。隨著陳寅恪本人學術的發展和學界風氣的演變，得到普遍公認大概是在20世紀40年代，後來則或大起大落，或毀譽不一。時至今日，學人排定陳寅恪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仍依各自的性情近於考據或文化類型，而不免徘徊於史料與史觀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