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學術史上，就與國際漢學界交往之廣泛，曆時之長久而言，無人能出胡適之右。這種關係，相當典型地反映出國際漢學界各派學者對於中國學術新潮的態度和看法。其中部分史實已為前人有所涉及，如胡適與青木正兒的通信，與鋼和泰的交往等。但在胡適研究各種形式的眾多成果中，有關情形往往被忽略，不少史實還有待發掘清理。這不僅可從胡適的海外“朋友”方麵深入地了解其為人和學術，更有助於認識近代中外學術界的呼應程度。因為胡適畢竟是近代中國“輸入新知”方麵的重要代表，而“整理國故”雖然並非新知，各方對此又褒貶不一，實際上卻是“要照著西方‘漢學家’與受西方‘漢學’影響的日本‘支那學家’的研究方法和範圍去作研究”。胡適自稱生平抱三個誌願，即提倡新文學、思想改革和整理國故，雖然都實行無力，反而對後者較為滿意。甚至曾為其鼓吹白話文學拔刀相助的陳衡哲，也認為胡適真正站得住的成就“還是考據，尤其對幾部小說的考據”。
胡適在中國學術界嶄露頭角之際，西方漢學界的概況是：“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而胡適與西方漢學界的接觸，剛好從較薄弱的英、美開始。1914年8月2日，尚在康奈爾求學的胡適偶讀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報》（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當年第7期，見有大英博物館東方圖書部的英國漢學家翟來樂（L。Giles）所寫《敦煌錄譯釋》一文，及附錄原書影本。《敦煌錄》為數年前在敦煌石室發現的古物之一，“所記敦煌地理古跡，頗多附會妄誕之言，鈔筆尤俗陋，然字跡固極易辨認也”。而翟氏的釋譯“乃訛謬無數”，如以中宗神龍年號為淵名，將錄手漏筆誤為避諱而據以定年代。胡適看後不禁道：“彼邦號稱漢學名宿者，尚爾爾，真可浩歎。”隨即摘其謬誤，作一校勘記寄去。半年後，他收到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書記寄贈的校勘記抽印本，知翟來樂已自認其誤，並重新譯過，刊於該雜誌1915年1月第5卷，又覺得“西人勇於改過，不肯飾非，亦足取也”。
涉足國際漢學，對於康奈爾時代的胡適實為不務正業。但此番試筆，起點不低，翟氏父子相承，在整體水平不算高的英國漢學界可謂出類拔萃，並得到歐陸同行的承認。這對胡適改換門庭不無作用。當年他轉學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John。Dewey），選題卻是後者完全陌生的《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後以《先秦名學史》為題出版）。胡適在哥大很快結識了德國籍中文教授夏德，這是當時國際漢學界鼎鼎大名的學者。他生於德國，在柏林等大學學習古典語言學，以研究羅馬喜劇獲得學位。後進入中國海關，先後在廣東、廈門、上海、九龍、淡水、鎮江、重慶等地任職。其間業餘研究中國問題，曾任上海皇家亞洲學會北華分會委員、主席，獲普魯士政府授予的教授銜，並被推舉為南德巴燕邦學士院會員。1895年退職後專心致力於中國研究，因在德國占領膠州事件上與李希霍芬意見不合，在國內難以立足，經英國漢學名宿翟理斯等人推薦，1902年起應聘為哥大中國語言文學講座教授。夏氏論著豐富，水準頗高，尤以廣博著稱，被視為在美德國籍學者的雙璧之一。日本專門研究國際東方學史的石田幹之助認為，如果20世紀前半葉稱為“沙畹—伯希和—洛佛爾時代（Chavannes-Pelliot-Laufer Age，後者亦譯為勞佛）”，此前則不妨叫做“夏德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