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期內，充分就業會存在，儲蓄限製投資，而且“供給創造本身的需求”。不過，短期內仍是凱恩斯學派的天下，也就是勞力與資本可能無法充分就業，投資主導儲蓄，而且需求導致供給。哈羅德在1939年開始現代成長理論研究，後來多馬在四十年代繼之，到了五六十年代，繼續這方麵研究的學者則有史汪、索洛與費爾普斯等。
托賓也參與成長理論的研究。1955年發表的《動態加總模型》，可能是托賓最喜歡的一篇論文，撰寫時也帶給托賓最大的樂趣。這篇論文和其他成長理論的文獻不同的地方，在於開門見山地引進貨幣性政府公債，它不但可作為價值的儲存，也是除了實質資本外的另一項儲蓄工具；另外，托賓也將幹擾成長過程的景氣循環列入考慮。在1965年、1968年及1985年發表的後續論文中，托賓舉證說明在一個成長的經濟中，資本存量和貨幣成長率或通貨膨脹率之間，是呈現正相關的關係。
經世致用，做肯尼迪總統的高參
再好的理論，如果脫離實踐也會如同廢紙。托賓知道，檢驗自己理論發現是否正確有效的惟一途徑，便是放在現實中去檢驗。為此，他走上了從政的道路，成了總統的高級智慧。
托賓對經濟政策極感興趣。他大部分的理論性與實證性研究，可以說都投注於分析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效果。20世紀50年代，托賓偶爾會針對當時的經濟議題，寫一些供社會大眾閱讀的文章，發表的刊物有《新共和》、《耶魯評論》、《挑戰》和《紐約時報》
等。
托賓有一些在麻省的朋友為肯尼迪參議員擔任顧問，他們向肯尼迪及幕僚人員談到托賓這個人。1960年夏天，肯尼迪的顧問索倫生來找托賓，要他參與肯尼迪總統的競選活動，撰寫有關經濟成長方麵的備忘錄以及政策立場聲明。
雖然托賓很想告訴索倫生，他個人比較支持提名史蒂文森，但索倫生還是和托賓簽下了合約。
托賓並未發現自己的備忘錄在競選期間產生了何種效果，但是有人告訴托賓，肯尼迪陣營在候選人綱領宣言中，曾引用他的想法，用來對抗凱瑟琳及一些工會型的經濟學者所主張的“透過擴大支出以獲得成長”觀點。
當時托賓的主張是，政府需要緊縮的預算以及寬鬆的貨幣政策，可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產生預算剩餘，並使利率水準降低，而將政府的盈餘導向生產性的資本投資。整個重點是要透過政策的搭配，促成經濟的生產能力提升，從而確保充分就業。
1960年大選後，托賓參加了一個由薩繆爾森領導的國內經濟的移交任務小組。1961年1月初，托賓接到來自當選總統肯尼迪的電話，肯尼迪邀請托賓擔任經濟谘詢委員會的委員。托賓說：“恐怕你找錯人了，總統先生，我隻不過是象牙塔內的經濟學者。”肯尼迪說：“那最好不過了，我也會是象牙塔內的總統。”托賓說：
“那最好不過了。”托賓花了一兩天的時間，和內人蓓蒂及自己的同事交換意見，然後才同意接受這項邀請。在這個職務上，托賓總共待了一年又八個月的時間。
海勒是委員會的主席，戈登是另一位委員。他們有一群夢幻組合的幕僚，包括奧肯、索洛、阿羅，以及若幹後來成為經濟學界領導者的年輕一輩學者。他們彼此在專業與個性上都意氣相投，通過全體一致的共識來運作，從來也用不著什麼組織層或官僚體係。他們都非常樂觀，也相信以他們在經濟學上的素養，會有助於政策的改善，也會對世界有所貢獻。其實在此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托賓也正是在冀望有此種機會的激勵下，才投入了經濟學的懷抱。
知識從無止境，學習也不可能有終點。人類就是這麼進化的。
——詹姆士·托賓1962年1月的《經濟報告書》是托賓他們經濟理念的宣言，並將此種理念應用於當時美國以及世界的經濟狀況。報間媒體稱之為“新經濟學”，但本質上是托賓他們此前十年一直致力的凱恩斯學派及新古典學派的綜合。這份報告書是集體努力的成果，主要由海勒、戈登、索洛、奧肯以及托賓執筆。托賓並未將該報告列入個人的著作目錄中，但托賓引以為傲，因為它不隻是經濟學專業的成果，也是重要的政府文獻。
1982年1月出版的《報告書》，屬於同性質的文件，但代表的是所謂“裏根經濟學”，它同樣也是由一群專業的經濟學者為聯邦政府經濟政策所製定的全新走向。比較這兩份報告，必然是件有趣的事，托賓他們可不怕大家作比較。
肯尼迪的經濟委員會發揮了效果與影響力，這是因為總統及其最親近的白宮幕僚都重視學術界，也重視思想觀念以及托賓他們這批學者。肯尼迪在上任時對經濟學可以說是了解甚少，但他對經濟學求知若渴，又聰明穎悟。他親自閱讀托賓他們的文章，仔細聆聽他們的言論，確實從中學到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