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
二月五日
上月二十四日宋家婆婆#pageNote#0突然病故，臥床不過五日。初時隻尋常小恙，到最後十二小時才急轉直下。人生脆弱一至於此！我和你媽媽為之四五天不能入睡，傷感難言。古人雲秋冬之際，尤難為懷；人過中年也是到了秋冬之交，加以體弱多病，益有草木零落，兔死狐悲之感。但西方人年近八旬尚在孜孜砣砣，窮究學術，不知老之“已”至：究竟是民族年輕，生命力特別旺盛，不若數千年一脈相承之中華民族容易衰老歟？抑或是我個人未老先衰，生意索然歟？想到你們年富力強，蓓蕾初放，藝術天地正是柳暗花明，窺得無窮妙境之時，私心豔羨，豈筆墨所能盡宣！
因你屢屢提及藝術方麵的希臘精神（Hellenism），特意抄出丹納《藝術哲學》中第四編“希臘的雕塑”譯稿六萬餘字，釘成一本。原書雖有英譯本，但其中神話、史跡、掌故太多，倘無詳注，你讀來不免一知半解；我譯稿均另加箋注，對你方便不少。我每天抄錄一段，前後將近一月方始抄完第四編。奈海關對寄外文稿檢查甚嚴，送去十餘日尚無音信，不知何時方能寄出，亦不知果能寄出否。思之悵悵。此書原係一九五七年“人文”向我特約，還是王任叔來滬到我家當麵說定，我在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間譯完，已擱置一年八個月。目前
紙張奇緊，一時決無付印之望。
在一切藝術中，音樂的流動性最為突出，一則是時間的藝術，二則是刺激感官與情緒最劇烈的藝術，故與個人的m ood[情緒]關係特別密切。對樂曲的了解與感受，演奏者不但因時、因地、因當時情緒而異，即一曲開始之後，情緒仍在不斷波動，臨時對細節、層次、強弱、快慢、抑揚頓挫，仍可有無窮變化。聽眾對某一作品皆有根據素所習慣與聽熟的印象構成的“成見”，而聽眾情緒之波動，亦複與演奏者無異：聽音樂當天之心情固對其音樂感受大有影響，即樂曲開始之後，亦仍隨最初樂句所引起之反應而連續發生種種情緒。此種變化與演奏者之心情變化，皆非事先所能預料，亦非臨時能由意識控製。可見演奏者每次表現之有所出入，聽眾之印象每次不同，皆係自然之理。演奏家所以需要高度的客觀控製，以盡量減少一時情緒的影響；聽眾之需要高度的冷靜的領會；對批評家之言之不可不信，亦不能盡信，都是從上麵幾點分析中引申出來的結論。音樂既是時間的藝術，一句彈完，印象即難以複按；事後批評，其正確性大有問題；又因為是時間的藝術，故批評家固有之（對某一作品）成見，其正確性又大有問題。況執著舊事物、舊觀念、舊形象，排斥新事物、新觀念、新印象，原係
一般心理，故演奏家與批評家之距離特別大。不若造型藝術，如繪畫、雕塑、建築，形體完全固定，作者自己可在不同時間不同心情之下再三複按，觀眾與批評家亦可同樣複按，重加審查，修正原有印象與過去見解。
按諸上述種種，似乎演奏與批評都無標準可言。但又並不如此。演奏家對某一作品演奏至數十百次以後，無形中形成一比較固定的輪廓，大大地減少了流動性。聽眾對某一作品聽了數十遍以後，也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印象——尤其以唱片論，聽了數十百次必然會得出一個接近事實的結論。各種不同的心情經過數十次的中和，修正，各個極端相互抵消以後，對某一固定樂曲（既是唱片，則演奏是固定的了，不是每次不同的了，而且可以盡量複按複查）的感受與批評可以說有了平均的、比較客觀的價值。個別的聽眾與批評家，當然仍有個別的心理上、精神上、氣質上的因素，使其平均印象尚不能稱為如何客觀；但無數“個別的”聽眾與批評家的感受與印象，再經過相當時期的大交流（由於報章雜誌的評論，平日交際場中的談話，半學術性的討論爭辯而形成的大交流）之後，就可得出一個average[平均]的總和。這個總印象、總意見，對某一演奏家的某一作品的成績來說，大概是公平或近於公平的了——這
是我對群眾與批評家的意見肯定其客觀價值的看法，也是無意中與你媽媽談話時談出來的，不知你覺得怎樣？——我經常與媽媽談天說地，對人生、政治、藝術等各種問題發表各種感想，往往使我不知不覺中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出一個小小的頭緒來。單就這一點來說，你媽媽對我確是大有幫助，雖然不是出於她主動。——可見終身伴侶的相互幫助有許多完全是不知不覺的。相信你與彌拉之間一定也常有此感。
二月六日
昨天敏自京回滬度寒假，馬先生交其帶來不少唱片借聽。昨晚聽了維瓦爾第的兩支協奏曲，顯然是斯卡拉蒂一類的風格，敏說“非常接近大自然”，倒也說得中肯。情調的愉快、開朗、活潑、輕鬆，風格之典雅、嫵媚，意境之純淨、健康，氣息之樂觀、天真，和聲的柔和、堂皇，甜而不俗；處處顯出南國風光與意大利民族的特性，令我回想到羅馬的天色之藍，空氣之清冽，陽光的燦爛，更進一步追懷二千年前希臘的風土人情，美麗的地中海與柔媚的山脈以及當時又文明又自然、又典雅又樸素的風流文采，正如丹納書中所描寫的那些境界。聽了這種音樂不禁聯想到韓德爾，他倒是北歐人而追求文藝複興的理想的人，也是北歐人而憧憬南國的快樂氣氛的作曲家。你說他humain[有人情味]是不錯的，因為他
更本色，更多保留人的原有的性格，所以更健康。他有的是異教氣息，不像巴赫被基督教精神束縛，常常匍匐在神的腳下呼號、懺悔、誠惶誠恐地祈求。基督教本是曆史上某一特殊時代，地理上某一特殊民族，經濟、政治某一特殊類型所綜合產生的東西；時代變了，特殊的政治、經濟狀況也早已變了，民族也大不相同了，不幸舊文化——舊宗教遺留下來，始終統治著二千年來幾乎所有的西方民族，造成了西方人至今為止的那種矛盾、畸形，與十九、二十世紀極不調和的精神狀態，處處同文藝複興以來的主要思潮抵觸。在我們中國人眼中，基督教思想尤其顯得病態。一方麵，文藝複興以後的西方人是站起來了，到處肯定自己的獨立，發展到十八世紀的百科全書派，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進步以及政治、經濟方麵的革命，顯然人類的前途、進步、能力都是無限的；同時卻仍然奉一個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神為主宰，好像人永遠逃不出他的掌心，再加上原始罪惡與天堂地獄的恐怖與期望，使近代人的精神永遠處於支離破碎、糾結複雜、矛盾百出的狀態中，這種情形反映在文化的各個方麵、學術的各個部門，使他們（西方人）格外心情複雜，難以理解。我總覺得從異教變到基督教，就是人從健康變到病態的主要表現與主要關鍵。
比起近代的西方人來，我們中華民族更接近古代的希臘人，因此更自然、更健康。我們的哲學、文學即使是悲觀的部分也不是基督教式的一味投降，或者用現代語說，一味的“失敗主義”;而是人類一般對生老病死、春花秋月的慨歎，如古樂府及我們全部詩詞中提到人生如朝露一類的作品；或者是憤激與反抗的表現，如老子的《道德經》——就因為此，我們對西方藝術中最喜愛的還是希臘的雕塑、文藝複興的繪畫、十九世紀的風景畫——總而言之是非宗教性、非說教類的作品——猜想你近年來愈來愈喜歡莫紮特、斯卡拉蒂、韓德爾，大概也是由於中華民族的特殊氣質。在精神發展的方向上，我認為你這條路線是正常的，健全的——你的酷好舒伯特，恐怕也反映你愛好中國文藝中的某一類型。親切、熨帖、溫厚、惆悵、淒涼，而又對人生常帶哲學意味極濃的深思默想；愛人生，戀念人生而又隨時準備飄然遠行，高蹈，灑脫，遺世獨立，解脫一切等等的表現，豈不是我們漢晉六朝唐宋以來的文學中屢見不鮮的嗎？而這些因素是不是在舒伯特的作品中也具備的呢？——關於上述各點，我很想聽聽你的意見。而你我之間思想交流、精神默契未嚐有絲毫間隔，也就象征你這個遠方遊子永遠和產生你的民族、撫養你的祖國、灌溉你
的文化血肉相連、息息相通。
二月七號
從文藝複興以來，各種古代文化、各種不同民族、各種不同的思想感情大接觸之下，造成了近代人的極度複雜的頭腦與心情；加上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急劇變化（如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交替等等），人的精神狀態愈加充滿了矛盾。這個矛盾中最尖銳的部分仍然是基督教思想與個人主義的自由獨立與自我擴張的對立。凡是非基督徒的矛盾，僅僅反映經濟方麵的苦悶，其程度決沒有那麼強烈——在藝術上表現這種矛盾特別顯著的，恐怕要算貝多芬了。以貝多芬與歌德作比較研究，大概更可證實我的假定。貝多芬樂曲中兩個主題的對立，決不僅僅從技術要求出發，而主要是反映他內心的雙重性。否則，一切sonata form[奏鳴曲式]都以兩個對立的motifs[主題]為基礎，為何獨獨在貝多芬的作品中，兩個不同的主題會從頭至尾鬥爭得那麼厲害，那麼凶猛呢？他的兩個主題，一個往往代表意誌，代表力，或者說代表一種自我擴張的個人主義（絕對不是自私自利的庸俗的個人主義或侵犯別人的自我擴張，想你不致誤會）；另外一個往往代表獷野的暴力，或者說是命運，或者說是神，都無不可。雖則貝多芬本人決不同意把命運與神
混為一談，但客觀分析起來，兩者實在是一個東西。鬥爭的結果總是意誌得勝，人得勝。但勝利並不持久，所以每寫一個曲子就得重新掙紮一次，鬥爭一次。到晚年的四重奏中，鬥爭仍然不斷發生，可是結論不是誰勝誰敗，而是個人的隱忍與舍棄；這個境界在作者說來，可以美其名曰皈依，曰覺悟，曰解脫，其實是放棄鬥爭，放棄掙紮，以換取精神上的和平寧靜，即所謂幸福，所謂極樂。掙紮了一輩子以後再放棄掙紮，當然比一開場就奴顏婢膝地屈服高明得多，也就是說“自我”的確已經大大的擴張了；同時卻又證明“自我”不能無限製地擴張下去，而且最後承認“自我”仍然是渺小的，鬥爭的結果還是一場空，真正得到的隻是一個覺悟，覺悟鬥爭之無益，不如與命運、與神，言歸於好，求妥協。當然我把貝多芬的鬥爭說得簡單化了一些，但大致並不錯。此處不能做專題研究，有的地方隻能籠統說說——你以前信中屢次說到貝多芬最後的解脫仍是不徹底的，是否就是我以上說的那個意思呢？——我相信，要不是基督教思想統治了一千三四百年（從高盧人信奉基督教算起）的西方民族，現代歐洲人的精神狀態決不會複雜到這步田地，即使複雜，也將是另外一種性質。比如我們中華民族，盡管近半個世紀以來也因為與西方
文化接觸之後而心情變得一天天複雜，盡管對人生的無常從古至今感慨傷歎，但我們的內心矛盾，決不能與宗教信仰和現代精神（自我擴張）的矛盾相比。我們心目中的生死感慨，從無仰慕天堂的極其煩躁的期待與追求，也從無對永墮地獄的恐怖憂慮；所以我們的哀傷隻是出於生物的本能，而不是由發熱的頭腦造出許多極樂與極可怖的幻象來一方麵誘惑自己一方麵威嚇自己。同一苦悶，程度強弱之大有差別，健康與病態的分別，大概就取決於這個因素。
中華民族從古以來不追求自我擴張，從來不把人看作高於一切，在哲學文藝方麵的表現都反映出人在自然界中與萬物占著一個比例較為恰當的地位，而非絕對統治萬物、奴役萬物的主宰。因此我們的苦悶，基本上比西方人為少為小；因為苦悶的強弱原是隨欲望與野心的大小而轉移的。農業社會的人比工業社會的人享受差得多，因此欲望也小得多。況中國古代素來以不滯於物，不為物役為最主要的人生哲學。並非我們沒有守財奴，但比起莫裏哀與巴爾紮克筆下的守財奴與野心家來，就小巫見大巫了。中華民族多數是性情中正和平、淡泊、樸實，比西方人容易滿足。——另一方麵，佛教影響雖然很大，但天堂地獄之說隻是佛教中的小乘（淨土宗）的說法，專為知識層次較低的
大眾而設的。真正的佛教教理並不相信真有天堂地獄；而是從理智上求覺悟，求超度；覺悟是悟人世的虛幻，超度是超脫痛苦與煩惱。盡管是出世思想，卻不予人以熱烈追求幸福的鼓動或急於逃避地獄的恐怖；主要是勸導人求智慧。佛教的智慧正好與基督教的信仰成為鮮明的對比。智慧使人自然而然地醒悟，信仰反易使人入於偏執與狂熱之途。我們的民族本來提倡智慧（中國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而不是追求信仰。我們隻看見古人提到徹悟，從未以信仰堅定為人生樂事[這恰恰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幸福]。你認為韓德爾比巴赫為高，你說前者是智慧的結晶，後者是信仰的結晶——這個思想根源也反映出我們的民族性）。故知識分子受到佛教影響並無惡果。即使南北朝時代佛教在中國極盛，愚夫愚婦的迷信亦未嚐在吾國文化史上遺留什麼毒素，知識分子亦從未陷於虛無主義（即使有過一個短時期，但在曆史上並無大害）。相反，在兩漢以儒家為唯一正統，罷斥百家，思想入於停滯狀態之後，佛教思想的輸入倒是給我們精神上的一種刺激，令人從麻痹中覺醒過來，從狹隘的一家一派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公元二三世紀的思想情況之下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對中國知識分子拘束最大的倒是僵死的禮教，從南宋的理學（程子朱子）
起一直到清朝末年，養成了規行矩步，整天反省，唯恐背禮越矩的迂腐頭腦，也養成了口是心非的假道學、偽君子。其次是明清兩代的科舉製度，不僅束縛性靈，也使一部分有心胸有能力的人徘徊於功名利祿與真正修心養性、致知格物的矛盾中（反映於《儒林外史》中）然而這一類的矛盾也決不像近代西方人的矛盾那麼有害身心。我們的社會進步遲緩，資本主義製度發展若斷若續，封建時代的經濟基礎始終存在，封建時代的道德觀、人生觀、宇宙觀以及一切上層建築，到近百年中還有很大勢力，使我們的精神狀態、思想情形不致如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的人那樣混亂、複雜、病態；我們比起歐美人來，一方麵是落後，一方麵也單純，就是說更健全一些——從民族特性，傳統思想，以及經濟製度等等各個方麵看，我們和西方人比較之下都有這個雙重性。五四以來，情形急轉直下，西方文化的輸入使我們的頭腦受到極大的騷動，正如“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侵入促成我們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的崩潰一樣。我們開始感染到近代西方人的煩惱，幸而時期不久，並且宗教影響在我們思想上並無重大作用（西方宗教隻影響到買辦階級以及一部分比較落後地區的農民，而且也並不深刻），故雖有現代式的苦悶，並不太尖銳。我
們還是有我們老一套的東方思想與東方哲學，作為批判西方文化的尺度。當然以上所說特別要限於解放以前為止的時期。解放以後情形大不相同，暇時再談。但即是解放以前我們一代人的思想情況，你也承受下來了，感染得相當深了。我想你對西方藝術、西方思想、西方社會的反應和批評，骨子裏都有我們一代（比你早一代）的思想根源，再加上解放以後新社會給你的理想，使你對西歐的舊社會更有另外一種看法、另外一種感覺——倘能從我這一大段曆史分析（不管如何片麵、如何不正確）來分析你目前的思想感情，也許能大大減少你內心苦悶的尖銳程度，使你的矛盾不致影響你身心的健康與平衡，你說是不是？
人沒有苦悶，沒有矛盾，就不會進步。有矛盾才會逼你解決矛盾，解決一次矛盾即往前邁進一步。到晚年矛盾減少，即是生命將要告終的表現。沒有矛盾的一片恬靜隻是一個崇高的理想，真正實現的話並不是一個好現象。憑了修養的功夫所能達到的和平恬靜隻是極短暫的，比如浪潮的尖峰，一刹那就要過去的。或者理想的平和恬靜乃是微波蕩漾，有矛盾而不太尖銳，而且隨時能解決的那種精神修養，可絕非一泓死水：一泓死水有什麼可羨呢？我覺得倘若苦悶而不致陷入悲觀厭世，有矛盾而能解決（至少在理論上
、認識上得到一個總結），那麼苦悶與矛盾並不可怕。所要避免的乃是因苦悶而導致身心失常或者玩世不恭，變做遊戲人生的態度。從另一角度看，最傷人的（對己對人，對小我與集體都有害的）乃是由passi on[激情]出發的苦悶與矛盾，例如熱衷名利而得不到名利的人，懷著野心而明明不能實現的人，經常忌妒別人、仇恨別人的人，那一類苦悶便是於己於人都有大害的。凡是從自卑感、自溺狂等等來的苦悶對社會都是不利的，對自己也是致命傷。反之，倘是憂時憂國，不是為小我打算而是為了社會福利、人類前途而感到的苦悶，因為出發點是正義，是理想，是熱愛，所以即便有矛盾，對己對人都無害處，倒反能逼自己做出一些小小的貢獻來。但此種苦悶也須用智慧來解決，至少在苦悶的時候不能忘了明哲的教訓，才不至於轉到悲觀絕望，用灰色眼鏡看事物，才能保持健康的心情繼續在人生中奮鬥——而唯有如此，自己的小我苦悶才能轉化為一種活潑潑的力量而不僅僅成為憤世嫉俗的消極因素；因為憤世嫉俗並不能解決矛盾，也就不能使自己往前邁進一步。由此得出一個結論，我們不怕經常苦悶，經常矛盾，但必須不讓這苦悶與矛盾妨礙我們愉快的心情。
二月八號
記得你在波蘭時期，來信說過藝術家需要s
ingle-mindedness[專一]，分出一部分時間關心別的東西，追求藝術就短少了這部分時間。當時你的話是特別針對某個問題而說的。我很了解（根據切身經驗），嚴格鑽研一門學術必須整個兒投身進去。藝術——尤其音樂，反映現實是非常間接的，思想必須轉化為emotion[感情]才能在聲音中表達，而這一段醞釀過程，時間就很長；一受外界打擾，醞釀過程即會延長，或竟中斷。音樂家特別需要集中（即所謂single-mindedness[專一]），原因即在於此。因為音樂是時間的藝術，表達的又是流動性最大的emotion，往往稍縱即逝——不幸，生在二十世紀的人，頭腦裝滿了多多少少的東西，世界上又有多多少少東西時時刻刻逼你注意；人究竟是社會的動物，不能完全與世隔絕；與世隔絕的任何一種藝術家都不會有生命，不能引起群眾的共鳴。經常與社會接觸而仍然能保持頭腦冷靜，心情和平，同時能保持對藝術的新鮮感與專一的注意，的確是極不容易的事。你大概久已感覺到這一點。可是過去你似乎純用排斥外界的辦法（事實上你也做不到，因為你對人生對世界的感觸與苦悶還是很多很強烈），而沒頭沒腦地沉浸在藝術裏，這不是很健康的做法。我屢屢提醒你，單
靠音樂來培養音樂是有很大弊害的。以你的氣質而論，我覺得你需要多多跑到大自然中去，也需要不時欣賞造型藝術來調劑。假定你每個月郊遊一次，上美術館一次，恐怕你不僅精神更愉快、更平衡，便是你的音樂表達也會更豐富、更有生命力、更有新麵目出現。親愛的孩子，你無論如何應該試試看！
如今你有彌拉代為料理日常瑣事，該是很幸福了。但不管你什麼理由，某些道義上的責任是脫卸不了的，不能由彌拉代庖。希望能盡量擠出時間，不時給兩位以前的老師寫幾行，短一些無妨，但決不可幾月幾年的沉默下去！你在本門藝術中意誌很強，為何在道義上不同樣拿出意誌來節約時間，履行你的義務呢？——孩子，你真不知道我多麼希望你在人生各方麵都有進步！倘你在尊師方麵有行動表現，你真是給你爸爸最大的快樂。你要以與親友通信作為精神上的調劑，就不會視執筆為畏途了。心理一改變，事情就會輕鬆，試過幾回即會明白。
一月九日與林先生的畫同時寄出的一包書，多半為溫習你中文著眼，故特別挑選文筆最好的書——至於藝術與音樂方麵的書，英文中有不少紮實的作品。暑中音樂會較少的期間，也該盡量閱讀。
四月二十五日
寄你“武梁祠石刻片”四張，乃係普通複製品，屬於現在印的畫片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