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代原是很複雜的，隻是我們把它看單純了，因為那時的我們很單純。50年代是我們青春燦爛的季節。那時，我們從濃重的陰影中走出來，走到了明晃晃的陽光下——中國人從來沒有感受到如此明亮、如此溫暖的陽光了！戰爭的硝煙已經消散，包括朝鮮半島上的那些讓人驚怖的炸彈爆裂的聲音也變得遙遠了。這一切都告訴我們：新的生活開始了，和平建設的年代開始了。
那一年，我結束了六年的軍旅生活複員回到家鄉。仿佛是冥冥之中聽到了命運的召喚，回到家鄉的第一件事，便是準備高考。我借來了全部的高中課本，從四月到七月，我通過自習補完了因戰爭而中斷的高中課程。我要進行我人生的又一個重要的選擇（第一個選擇便是在光明與黑暗際會的時刻，為著追求一種理想，我自覺地迎接了對生命的莊嚴考驗）——我聽到了北大對我的心靈的呼喚。
我的選擇北大是毫不猶豫的，是一種堅定的、無可替代的“唯一”。我在報考的申請表上填寫的誌願也表明了這種堅定：第一是北大，第二是北大，第三還是北大。這並非我有甚麼非凡的自信，這隻是表明，我寧可冒著落選的危險而立下了非凡的決心。我不可能選擇母親，但我可以選擇北大一一那時我就認定了，北大是我精神之母！
正是這一年，我和我的同學們懷著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懷著建設新社會的宏大心願，從中國的四麵八方向著我們心中的聖地北京大學進發。那時我們是那樣地年輕。年紀稍大的是像我這樣的“調幹生”，是工作過的，也才二十三四的光景。更多的同學是應屆高中畢業生，是十七八的年紀。青春年少，意氣如虹，我們正是開花的季節。
盡管我們對即將開始的生活一無所知，但我們到底被那時代鮮麗而充滿朝氣的口號迷住了。就這樣，我們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結在“向科學進軍”的旗幟下，從此開始了我們的20世紀50年代的理想主義的“進軍”。
我們的大學生活是緊張而單純的。排得滿滿的課表，迫使我們進行著所謂的宿舍——飯廳——圖書館的“三點一線”的“運動”。從宿舍出來就進飯廳，吃完飯就上圖書館，而後又是飯廳，而後又是宿舍。在這三點之間，顯然還有無數的點，那就是課堂。北大的課堂是安排在各個不同的教室樓裏的，我們得在課間休息的間隙裏進行穿梭式從這一課堂到那一課堂間的奔走。校園很大，教室樓之間的距離也大，那時自行車是奢侈品，隻為極少數的一些“貴族”同學所擁有，於是，絕大多數的人，隻能在限定的時間裏作這樣長距離的“競走”或“競跑”，以此來完成不同課堂的轉換。
我們進校時院係調整已經完成。我們麵對的是一個讓人眩目的、陣容非常強大的師資隊伍。那時的北大中文係集中了全國最知名、也是中文係當年眾導師合影，可謂大師雲集。前排從左至右為：朱德熙、林燾，高名凱、王力、壟建功、楊晦，表家驊等。
有實力的一批老師。年長的如遊國恩、浦江清、王力、魏建功先生等，也隻是五六十歲光景，我們的老師當時正當盛年，而學問已臻至境。給我們講授中國文學史的有遊國恩、林庚、吳組緗、季鎮淮、王瑤等先生。楊晦先生講古代文藝美學中的“九鼎”，我們似懂非懂卻非常著迷。朱家玉先生講民間文學，讓我們認識了非文字書寫的另一個神秘的世界。此外，還有許多文學、語言力麵的專題課，如《文心雕龍》、《紅樓夢》等，都是一些名家來講學。那時學校對我們的要求很嚴，除了中國文學，還要學西方文學史、蘇俄文學史，以及東方文學等，雖然都是初步的，但卻讓我們全方位地領略了文學世界的豐富和輝煌。
文學以外，係主任楊晦先生強調文學與語言的“有機聯係”，請幾乎所有的語言教授給我們上語言課，其中如王力先生的古漢語，周祖謨先生的現代漢語，高名凱先生的普通語言學，岑騏祥先生的語言學理論，魏建功先生的音韻學，袁家驊先生的漢語方言學等。除此之外，還有哲學、邏輯學、中國通史、聯共黨史等等。我們被這些排得滿滿的課程壓得喘不過氣來，不免嘖有煩言。記得孫紹振還畫過漫畫，諷刺過楊晦先生的“有機聯係”——他在文學和語言之間，畫上了一隻大公雞（有“雞”聯係）！那當然是頑童之舉，卻也表達了當日師生之間無拘束的親密。數十年後的今天，回想往事，想起那密密麻麻的課程表，想起那重重的、厚厚的書包，想起那無休無止的、讓人心悸的考試，那一切讓人寢食難安的煩心的艱難，如今都化作了一縷透心的甘甜！正是由於當年那種近於強製式的基本理論、基礎知識、基本技能的訓練，正是由於當日這種嚴格要求打下的堅實的基礎，才積累了我們日後賴以發展的條件與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