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北大教授中有一位辜鴻銘。他在民國成立多年之後，還拖著一條辮子，在政治上主張帝製。但他早年留學英國，並曆遊歐洲各國，精通英文，便聘他教授英語。此外還有一個劉師培，是擁護袁世飢複辟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他舊學基礎極好，蔡元培聘他講授中國中古文學史。在蔡元培聘請的教授中，既有辜鴻銘、劉師培這樣極端保守的人物，也有陳獨秀、李大釗這樣的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後來成為共產黨人的人士，還有無政府主義者及各種主張的人士。這種廣納才俊，並容百家的舉措，使當日北大呈現出學術上學派林立、各種學說自由傳播的盛況，北大隨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以及中國的學術中心，便是自然而然的。
馬寅初對此曾高度讚揚蔡元培的主張和實踐：“當時在北大，所言黨派，國民黨有先生及王安惠諸氏，共產黨有李大釗、陳獨秀諸氏，被視為無政府主義者有李石曾氏，憧憬於君主立憲發辮長垂者有辜鴻銘氏；以言文學，新派有胡適、錢玄同、吳虞諸氏，舊派有黃侃、劉師培、林損諸氏。先生於各派兼容並蓄，絕無偏袒。更於外間之攻訐者，在《答林琴南氏書》中，表其嚴正之主張。故各派對於學術，均能自由研究，而鮮磨擦，學風丕變，蔚成巨歡。”
廣納賢才一例
蔡元培在北大校長任上，其用心最多處便是為貫徹他的兼容並包精神而延請當時國內聞名的各派人物。他的確做到隻求有真學問而不論其政治態度地禮聘各路賢達。王國維是當代大學者，他甘當清代遺老的保守立場與蔡元培本人的進步民主思想迥異，但蔡元培為了動員王國維到北大任教，還是竭盡全力而演出了一場極為感人的故事。劉烜在他的新著《王國維評傳》中有一節文字生動詳盡敘述蔡元培這次請王國維出山的細節，今引用如下：
“五四”前後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是奠定北京大學具有國內外很高的學術地位的偉大教育家。他提倡大學要辦好研究所，首先辦起了國學研究所。這時候，王國維國學研究的成績巳經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蔡元培主張兼容並包，就是聘請各學科和不同學術派別的最有成就的學者到北京大學講學，於是，一種新的互相探討的學術風氣很快就形成了。
早在1917年9月初蔡元培寫信給馬衡，表示聘他為“京師大學教授”，王國維即托故推辭。1918年冬天，蔡元培委托王國維的同鄉和朋友馬衡又出麵禮請，又被王國維婉言拒絕了。不過，王國維也留有餘地，告之北上有困難。王國維寫信給羅振玉，征求意見。羅振玉請他征求沈曾植的意見。音韻學家沈曾植可算是前輩遺老。王國維估計到：“北學之事，若詢之寐叟（沈曾植號——作者注），必勸永（王國維——作者注）行，然我輩乃永抱悲觀者，則殊覺無謂也。”以後，王國維專程去征求意見後，報告羅振玉說：“北學事寐謂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者述事者囑托，可以應命；並謂可乘此機行作二月勾留，果不出永所料也。公謂此事何如？”最後，王國維忙碌了一陣，思想上有矛盾，最終沒有應聘。
1912年春，羅振玉從日本回國後，馬衡又請羅振玉作書相勸王國維應聘。羅振玉當了馬衡的麵寫了推薦書說：“公有難於北上者數端，而淑兄（指馬衡一作者注）堅囑切實奉勸……”。可是，第二天早晨，羅振玉又另寫信給王國維，證明昨天晚上的信“不得不以一紙塞責”，“公必知非弟意”。王國維回信對羅振玉說：“馬淑翁（指馬衡——作者注）及大學雅意，與公相勸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滬日久，與各界關係甚多，經手未了之事與日俱增，兒輩學業多在南方，維亦有懷土之意，以遷地為畏事。前年已與馬淑翁麵言，而近歲與外界關係較前尤多，更覺難以擺脫，仍希將此情形轉告淑翁為荷。”這次不受聘，說的理由是“以遷地為畏事”，確實符合王國維處事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