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在這裏講話，麵對百年北大，我也是一個晚輩。我走進北大校園的時候，“五四”那個時代的詩歌巨人已經離去，我隻能在曆史的風煙中，看著他們漸行漸遠的背影。“五四”的那一代人隻有很少的幾位，例如冰心先生和馮至先生，以及稍後的艾青先生、臧克家先生，我和他們有過或多或少的接觸和了解。至於更晚的如40年代的詩人，認識和交往的機會要更多一些。《九葉集》中的九位，除了穆旦先生來不及見麵，其他八位，我和他們有很深的亦師亦友的交往。“九葉”中的穆旦、鄭敏、杜運燮、袁可嘉都在西南聯大上學，都是北大校友。
對於北大和中國新詩的曆史知識，我和你們一樣，大部分是從閱讀和交流中得到的，不都是親曆。這些各個時期的材料，你們或多或少地都能找到，今天我不準備多所涉及。麵對你們，我還有另一個身份，那就是我和你們一樣，曾經是北大的學生，後來又當了北大的老師。今天著重要講的，是我所經曆的和所聽聞的一些關於北大的詩歌往事。所以，我給今天的講話加了個副題：“我的北大詩歌記憶”。
北大是中國新詩的搖籃，北大師生不僅參與了新詩從設計到創立的全過程，而且創作了最初一批“嚐試”的作品，他們也創造了新詩最早的一批經典。《新青年》（創刊於1915年，編輯部後來由上海遷入北大）和《新潮》（創刊於1919年）這兩個雜誌都以北大為基地，北大師生是它們編輯和寫作的主力。
《新青年》第六卷第一期刊登了一份“分期編輯者”的名單，赫然都是北大的同人：第一期陳獨秀，第二期錢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適，第五期李大釗，第六期沈尹默。這六人都是《新青年》的精神倡導者，也是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革命的領袖人物。他們都參與了新詩的提倡與建設，有的本身就是新詩人。
北大以自己的智慧和膽識，積極倡導新文學革命，並且以驚人的創造力，在古典詩歌之外別創新格，他們終於在艱難的處境中使新詩試驗成功，從而實現了近代以來詩人們“詩體革命”的夢想。他們成為開天辟地的一代人。新詩從最初的“嚐試”到最後的完成，都有北大人的汗水和辛勞，甚至可以說，是北大人在新詩建設的道路上樹立了最早的紀念碑。
胡適不僅是中國試驗新詩的第一人，也是發表和出版新詩的第一人。他的《白話詩八首》刊登於《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當時是1917年，與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發表於同時。而被評論稱為新詩的實驗成功之作的周作人的《小河》，也是出自北大人之手。《小河》作於1919 年，刊登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號。
《新潮》雜誌於1919年創刊，是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辦的，新潮社的社員毛子水、俞平伯、顧頡剛、成舍我、楊振聲、康白情……都是北大的學生。《新潮》對於新詩格外鍾情，第一卷第二號就刊登了胡適、葉紹均、羅家倫、俞平伯、傅斯年等的新詩七首，而且開始分行排列。
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中有這樣關於申請《新潮》經費的一段回憶：
我們想，我們都是北大的學生，學校或者可以幫助我們成功。子俊（徐彥之）就和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商量了一次。陳先生說，“隻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態度，經濟方麵可以由學校負擔。”這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就約集同人，商量組織法了。胡適先生做我們的顧問，我們很受他的指導。十月十三日開第一次預備會，決定我們要辦什麼樣的雜誌一一、批評的精神；二、科學的主義；三、革新的文詞。當時就有外人要來資助我們，我們自然是簡截拒絕。我們在創辦之先有一種決心，除北京大學的資助外，決不受私人一文錢的幫助。
老師和學校無保留的支持，學生的自主的和堅定的信念，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久遠相傳的北大精神。這種精神其實早在“五四”當年的師生那裏就已存在。中國新詩就在這樣的良好的環境裏形成並且成長起來了。
以上說的是“五四”，現在再說說西南聯大。兩南聯大在抗戰的大後方的昆明演出了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最為讓世人震驚的大事，是李公樸先生和聞一多先生的遇害。事情發生在聯大結束了937-1946年的離亂生活，最後一批複員師生就要離開昆明的當天晚上，李公樸先生遇難。七月十五日上午闐一多參加李先生的追悼會後，下午五時被特務暗殺。
上麵說的那些大事，各方報道和問憶的文字很多，在這裏，我要給大家介紹的是與新詩有關的聯大師生的活動。首先要談到的是詩人聞-多。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漢告急，長沙形勢緊張，聯大決定聞一多先生與西南聯大同仁，右二為聞一多先生西遷。聞一多和學生一起，於1938年2月19日從長沙出發，步行一千三百多公裏，4月28日抵達昆明。從此開始了艱難歲月的研究、教學和創作。當年聞一多蓄須明誌，直至抗戰勝利。行軍途中，聞先生充滿了詩人的激情，為學生講《古代神話》，為學生收集的上千首民歌作序，並且沿途寫生數百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