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陳貽鍁先生
那時他總是騎著自行車到我這裏來，他一般不進屋，隻在園子外麵喊我的名字。每當這時，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做了一首自己滿意的詩，或者是寫了一幅自己得意的字，每當這個時候他總沒有忘了喊我——我相信在很多時候，我是他的得意之作的第一讀者他——總沒有忘了讓我分享他的創作的喜悅。這時我請他進屋，我們一道喝茶品詩，或者欣賞他的書法，往往到了燈火闌珊的時節。也有的時候他並不進屋，留下他要我看的，又匆匆地騎車走了。他的行止使我想起《世說新語》中的“王子猷居山陰”，頗有“乘興而行，興盡而返”的神韻。我一直認為他是一位真名士。我們的這種交往在他的《梅棣庵詩詞集》裏留有痕跡，其中《訪謝冕談詩不遇》：“新詩改罷待評論，相訪高樓子應門。道是阿爹忙教學，昨朝冒雨下黃村”，記的就是許多這類交往中的一次。
我們習慣了都喊他“大師兄”。其實我們當學生時，他已是教師身份，給我們講過課，也輔導過我們，是名副其實的老師。隻不過是北大中文係有個特點，大多數同事都畢業於本係，都是先後的師生、同學的關係，在稱謂上老師輩均稱先生，同學輩則直呼其名，這是慣例。這樣就出現了“標準”的問題，陳貽掀先生於是就成了“師生”還是“同學”的“分界線”。在他以前是年紀較長的，即自馮鍾芸、吳小如先生以上直至遊國恩、王力先生等，是師輩；陳貽掀先生往下是同輩。“大師兄”就這樣叫開了。
其實“大師兄”的地位是很特殊的，我們這樣稱呼他除了有同輩的親切之外，還含有對師輩的尊敬在內。陳先生對於我個人來說，始終是讓我敬重的師長，又是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就這樣，他以亦師亦友的身份走進了我漫長的北大生涯。他比我年長，畢業也比我早好多年，叫他大師兄，我總覺得有些欠他。但他本人顯然並不以為意，甚至還有點喜歡這稱呼。不論怎麼說，他是我在北大、也是我這一生中無可替代的、終生難忘的良師益友。
他也經常邀我去他那裏喝茶。那時他住鏡春園。一座清雅的小園，門前是一道垂花門，進屋穿過一條不長的遊廊，直抵他的書房。我們被圍在四廂的書中，享受著周遭的寂靜。竹影婆娑、花香盈室，品茗臨窗，考古論今，不覺日斜西山，蛙聲起於四野。像我這樣能夠經常流連於陳先生的書房的人，恐怕不會很多。我誠何幸，能夠有此殊榮！
陳先生的專業是古典文學，而我的專業則是現當代文學。常言說“隔行如隔山”，何況我們中間隔著長長的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說這些古典文學的輝煌！但這絲毫也沒有影響我們之間的友誼。我們幾乎無話不談，當然談得最多的、經常性的話則題是詩和文學，也時常論說曆史上的和現實中的人物故事，知人論世，總以格調和氣節為品評的標準。奇怪的是，我們的見解竟是這樣的一致！真用得上是“心氣相投”這樣的形容。
他是古典文學的專家，又是詩人。他寫的是舊詩，各體都寫，而且各體都寫得順手嫻熟。有一段時間他癡心於寫五言排律，他在這種智慧的文字運作中得到滿足。陳先生一麵教學做研究，一麵又創作。他是性情中人，在做這一切的時候，他沒有一般做學問人的那種“愁苦”，他總是充滿了樂趣——探知的樂趣，理解的樂趣，創造的樂趣。
他的詩頗得唐人神韻。也許是我的偏愛，我以為在古今各體中，他的七絕不僅寫得清麗，而且韻味深長。陳先生知道我不會寫詩，但他認為我懂詩。所以他有了新的創作總沒有忘了找我，聽取我的意見。他的這種信任感，很讓我感動。我通常也不辜負他的這種信任。我總是能在他的新作中，找出那些最閃光的、也是他自己暗暗得意的句子。每當此時，我們都有一種“知音”的欣喜。這種對於詩的尋覓和理解，無形中使我們的心更加靠近了。
在我認識的古典文學的研究者中，多數人並不關心也不了解中國當代文學。陳先生是少數的例外，他關心和諳熟中國當代文學，在古典文學研究界是很突出的。他不僅關心、而且相當了解中國當今創作的實況。更為讓人驚喜的是，除了寫舊體詩之外，他還寫小說。早在上個世紀中葉，我在當時的《北京文學》上讀過他的曆史題材小說《曲江踏青》。作為古典文學的研究者，陳先生是有點與眾不同，他不僅在史料中研究他的對象，而且在這種研究中進入了古人生活的時空，感知他們的品性與情感，把他所了解的曆史人物以形象化的方式再現出來。他是始終生活在他的研究對象中的，杜甫的入世，李白的瀟灑，王維的淡泊，李商隱的瑰麗，都融進了他的人生。他做的是活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