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韓國蘇秉錫君作
盡管我不願，但我不能不寫下這篇文字，在這平常的年代，為一位異國年輕人的不幸死去。和平的日子少有壯烈的死亡，因此人們也就習慣了死亡。但現在，我卻無法遏製我的傷感，為這位值得紀念的普通青年。
1995年6月20日，我接到一封寄自漢城的信。信很短，全文如下：
老師、師母：
你們好。我是蘇秉錫的太太，叫申浩禎。一直沒給你們寫信，真不好意思。你們的信，我念給我先生聽，他受感動了。他平常很喜歡謝老師和師母。他的病情一直沒有好轉，終於上天國了。就是6月3日的下午。
他一直信主耶穌基督。他不覺得不安，相信自己死了以後，會去神的國。我很感謝神，神賜給我平安。所以我和孩子生活過得挺好。
真感謝你們的關懷，我不會忘記的。我現在還沒決定是繼續讀書，或者幹其他什麼。如果再去北京，我們會再見麵的。謝老師，您身體怎麼樣？師母的胃病有好轉嗎？師母！請你好好照顧身體。願主耶穌保佑你們兩位，神的平安與你們同在！
這封信確定無疑，盡管我希望它不真實。但事實卻百倍無情：這位熱愛中國和中國文化的韓國青年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蘇秉錫是我的一位外國博士生。為了考取這所他所向往的大學，他已在中國先後住了3年。第一年他在北大校外租了房子做自由的研修生，同時準備應考。次年考試，成績不錯，但因名額所限未能入學。但他不折不撓，以堅韌的精神迎接第二次考試，終於成為攻讀中國當代文學的第一位韓國博士。事後我得知，在此期間，正是他新婚妻子懷孕生產的緊張時刻，但他仍然以極大的專心在燕園“安營紮寨”，直至達到目的。1994年是蘇秉錫事業有了眉目的年份。他的妻子申浩禎也被北大錄取而成為中文係的留學生。正是那年暑假，他帶著成功的喜悅，攜剛出生的孩子舉家遷到北京。一套中國式的單元房子，雇了一名保姆看管孩子，正是夫妻二人可以用功上進的時刻，惡意的命運便盯上了這對經過艱難困苦而終於擁有機會的年輕人。
記得蘇秉錫說過他胃不好。但他不以為意，仍然全身心的投入於他的追求。他因自己的疾病而惦記著師母的胃疾。他曾建議由他陪同師母去中日友好醫院檢查，又親自去藥店買了許多藥。他總是記著別人，而總是不考慮自己。如同往常一樣，他參加導師組織的課堂討論，完成布置的各種作業，直至病重歸國。
其實，也就是這個期間，就是他考取北大之後的半年多時間裏，他病情急速發展而瀕臨絕境。而他依然不與同學、也不與老師說到自己的病。1995年1月底，學校放假，快到春節了，蘇秉錫來電話，說要帶妻子及孩子回國，前來辭行。我等他至中午12點，一貫守時的他竟不見來。蘇秉錫來到的時候，我已午休。他不許叫醒我，留下三箱水果，便走了。他告訴家人說，因他的胃病，醫生建議他回國治療，“也許下學期不能回來了”。這是蘇秉錫最後一次找我，而我卻未能最後一次見他。
寒假結束了，新的一個學期開始了，蘇秉錫果然不能返校。他的妻子來京辦休學手續，申浩禎告我，蘇在京時已有確診，現正在漢城醫院接受治療，已有腹水，正是胃癌晚期。我在她寫的休學一年的申請書上簽了字。我心情沉重。我知道他也許竟不能回到中國，但還是希望出現奇跡，我甚至希望精神力量能創造生命的轉機。我強忍那種無可挽回的悲愴，寫下了如下一封申浩禎開頭提到的、在蘇秉錫彌留時節讀給他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