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廖東凡《我的西藏故事》有感
我被廖東凡的敘述所吸引。這本書，是他用一生的心力寫成的，這裏凝聚了他畢生的理想和信念，這裏迸發著和燃燒著他永不衰竭的生命的火焰。這是作者以他的全部青春為代價換來的一枚痛苦而又甜蜜、經曆磨難而又異常豐滿的果實。這是漫長歲月中的淚水和傷痕、堅持的行進和艱難磨練獲得的成功合成的一曲華彩的樂章。我近來作文不喜誇飾，願意用內斂平淡的語氣講述所見所聞。現在麵對這位熟悉的朋友的令人驚歎的人生經曆，我想，任何高級的形容對他來說都不會過分。
廖東凡是我在北大中文係的同窗，論年屆他比我低一個年級，論年齡我比他大好幾歲。在校期間直至現在我們都習慣地叫他“小廖”。他在我的心目中始終是率真、單純、熱情而透明的朋友。我和他雖然不同年級，平日來往也不多，但卻是相知甚深，我自信是很了解他的，他是我在北大結交的一位可信賴的朋友。
廖東凡畢業後自願去了西藏，這舉動在我一點也不感到意外。我深信這是他真誠而堅定的選擇，時決非一時的衝動。廖東凡心寬如海，誌高於天，他對生活充滿了憧憬，他始終以自己的行動實踐著並印證著他的信仰與向往。我相信50年代成長的一代人，都能從廖東凡身上看到自己昔日的影子。不過，我們中的許多人（包括我自己）行動沒有他果斷，心境也不及他單純，可以有這樣那樣的選擇和承擔，但很難有這樣的堅韌和持久。
說到我的母校，北大在那個時代是集中了最優秀的人才。總是少年壯誌，心存高遠，有很多的想象和憧憬，這原是北大人的優長之處。但是一般來說，北大人可以目光遠大，卻難於腳踏實地，他們會有很多的豪言，卻易於忽略甚至擯棄瑣屑的細節。廖東凡憑著一腔豪情，一個定念，形單影隻，離家背井，把自己最可貴的青春，點點滴滴，都貢獻給了西藏這一片常人難以到達的雪域絕地。
他在雪域高原是一隻孤飛的鷹，忍受著冰雪嚴寒和曠遠的寂寞。入藏時二十三歲，調離內地時四卜七歲，他在西藏總共曆時二十四年。他是把所有的青春年華都貢獻給了這裏的土地和人民，換來了內心的勝利，並蠃得了廣大藏族同胞的信任和熱愛。這一切，他是用八千七百三十六個日日夜夜他人無法理解的堅忍，是用無邊的孤寂和流血的心靈為代價換來的。
一個在湘水之濱成長、又在北大這樣全國最高學府生活學習了五年之久的青年，一個人來到了完全陌生的雪域高原，他麵臨的是任何人都難以想象的局麵：特別的習俗，完全不習慣的飲食，艱難的、甚至是惡劣的生存環境，加上最初並不理想的工作安排（那是對他的所謂“家庭出身”的懲罰式的歧視）。
這一道道難關險隘，都被他的頑強的意誌攻克了。緊接著，他以更大的決心，更強的毅力學會了藏語，他成為了在西藏廣大土地上被稱頌的“會講藏話的漢人”。廖東凡創造了奇跡。長期在西藏生活的詩人馬麗華禁不住用讚歎的口吻說：“俗話說，一方土養一方人。我看廖啦（藏人對廖東凡的昵稱）早已被堆龍德慶這方水土所滲透，而他也早已融會於這方水土，他是當今漢人藏化的不可多見的典型人物。”（馬麗華：《秋季原野》）
對於廖東凡來說，他不僅為自己無悔的選擇付出了青春，而且也犧牲了先是作為兒子，後是作為丈夫和父親的責任與親情，甚至，他也為此付出了健康。這一切，在他的書中，都不是敘述的對象，有的是略而不談（如健康，他隻在書中的某一處捎帶地、而且語焉不詳地提了一句：“我得了重病”），有的是輕輕帶過。關於親情，他除了在“終於有了一個家”的敘述中表達了對於相濡以沫的妻子的歉意與感謝之外，他對母親的去世（未能前往告別），對第一個孩子的夭折等等不幸，也都是一例地“輕描淡寫”。其實，廖東凡的心是非常柔軟的，他也有刻骨銘心的牽掛，他也自責：“遠在世界屋脊，忙於搶救民族文化遺產的我，在妻子最需要丈夫，孩子最需要父親的時候，竟未能提供一絲一毫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