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例外，上海有個受饒漱石牽連的案子是“潘、楊事件”。潘即潘漢年，上海市副市長；楊即楊帆，上海市公安局長。
潘漢年，1906年生於江蘇宜興。1925年他離開家鄉到上海謀生，在中華書局當了一名助理編輯，並由此投身革命。1926年末，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在南昌創辦《革命軍日報》，邀請潘漢年來當主編，南昌起義後他回上海向黨中央報到。在上海，潘漢年以自己出色的才能，把左翼作家組織起來，並擔任了“左翼文化總同盟”中共黨組書記。以後周恩來領導的“特科”成立，他在其中擔當了重要角色。1933年夏，潘漢年調任蘇區中宣部副部長，由於他在上海積累了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又被派往十九路軍秘密談判，謀求抗日反蔣；1934年由於“福建事變”失敗，他被迫退往香港，不久取道上海重回瑞金。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潘隨隊出發，次年1月，黨中央又秘密派他去莫斯科，和陳雲一道同共產國際聯係。1936年，潘漢年奉命回國，與陳立夫、陳果夫洽談國共合作事宜。西安事變後，國共關係出現新的轉機，潘漢年成為不可缺少的牽線人。
在複雜的革命鬥爭中，他與毛澤東、周恩來建立了很深的交情。周恩來與他曾多年朝夕相處，親密自不待言；毛澤東自長征開始，行軍宿營時常常與他交談，也像特科時同誌們那樣地叫他“小開”。1945年，潘漢年和妻子、戰友董慧來到延安，在楊家嶺他們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非常高興，毛澤東和江青還專門宴請了他倆。毛澤東一見到董慧就親切地說：“我記起來了，你就是當年和江青同學的董慧，那時，我表揚你說：董慧同誌是我黨情報戰線上最優秀的女戰士，還記得吧？”
當年也有過一件事情，饒漱石抓住潘漢年“違反紀律”不放，還是毛澤東親自指示劉少奇和康生給饒漱石發了電報，平息了那場糾紛。
全國解放之初，毛澤東、周恩來電召潘漢年進京。毛澤東派他去熟悉的上海工作，臨行前，周恩來特別交代：“上海即將解放，中央決定派陳毅去當市長，你要當好陳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麵的工作。”
人們知道，潘與高、饒的關係並不好，包括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楊帆，他是潘漢年的老戰友，他與饒漱石在新四軍軍部工作時也產生過矛盾和鬥爭。按照這樣的邏輯，他們應該為高、饒的敗露而高興。可出乎他們意料的是，1955年的元旦剛過，楊帆去北京開會時，被逮捕關押；這年4月，潘漢年也在北京參加全國人代會時，由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至北京飯店秘密逮捕了。這就是毛澤東親自定的“共和國第一大案”，即駭人聽聞的“潘楊案”。
事情怎麼會發展到如此地步呢？
在“高、饒事件”開始被揭露的時候，因上海在留用原特務人員方麵有過失誤，此事又是經饒之手批準的，楊帆被停職檢討；在黨代會上，毛澤東說過，凡是受高、饒影響以及有某些牽連的人，都應當主動把問題向中央說清楚。會上還沒有來得及講的，或是不想在會上講的，會後還可以再想一想，寫成材料。現在把問題講清楚，我們一律采取歡迎態度。潘漢年在參加會議期間，心情一直不大好。一方麵，會議印發的有關饒漱石、楊帆在上海公安工作中的問題，已經被當作了他們罪狀的一部分。他既是上海公安工作的重要參與者和領導者之一，就已在事實上和饒漱石、楊帆的問題有所牽連了。另一方麵，他自己1943年被國民黨特務李士群、胡均鶴強拉去會見汪精衛一事，由於種種原因，至今還一直沒有向中央說清楚。多年來這是積壓在他胸中的一塊心病。現在胡均鶴已因上海公安工作中出了問題被逮捕審查，會見汪精衛一事再也不能拖延不向中央做出交代了。會議結束的第二天，他向擔任上海代表團團長的陳毅詳細談了自己12年前在李、胡挾持下會見汪精衛的經過，並說明這麼長時間沒向組織上說清楚的原因。同時將自己所寫的一份事情經過和檢討材料交給陳毅。陳毅也覺此事重要，答應馬上向中央彙報，勸他思想不要緊張。4月2日，陳毅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澤東報告了潘漢年昨天向他所談的一切，並將潘漢年的那份材料交給毛澤東。正是在當天，毛澤東做出了立即逮捕潘漢年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