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雖經李克農明確提出5條反證材料，對案件加以質疑，可惜未能引起決策者的應有注意。其實毛澤東並沒有忘記潘漢年，但是錯誤地認為他“罪行極為嚴重，論罪當殺”，隻是做了寬大處理。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專門講到：“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裏頭，但是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隻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最高人民法院於1962年1月9日開庭宣判：“判處被告人潘漢年有期徒刑十五年，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服刑期滿後，交由公安機關管製。”
27年後，還是從李克農所提供的反證材料入手，才最終糾正了這一錯案。這時，潘漢年及其夫人董慧早已分別於1977年和1979年相繼離世，潘漢年的骨灰裝在一隻瓦罐裏埋葬在長沙火葬場……
“潘、楊事件”發生後，與高、饒有過較多工作接觸的同誌不免有些緊張。周恩來還是盡量多做工作。全國黨代會後，他去哈爾濱，發現當地幹部都有一些恐慌。他就耐心地說服：“你們不要心有餘悸，你們跟高崗是工作關係嘛！放下包袱，輕裝上陣……”有空的時候，他就找幹部談話，穩定他們的思想情緒。
而這一年，周恩來開始更多地走向國際，走向世界談判桌，擔負起毛澤東托付的重要外交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