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治平對卓琳說，她想不通，怎麼也想不通。她打開隨身帶的大本的《毛主席語錄》，翻到關於要做老實人那一段話，讓卓琳看。毛主席說，陳獨秀、張國燾等等不是老實人，不老實的人沒有好下場。馬克思、恩格斯是老實人。郝治平說：“我這幾天就靠這一段過日子，要是沒有這句話，我這日子過不了。”
卓琳說：“不要想那麼多，還是照顧好羅總長的生活。”
說著，兩人都掉了淚。
17日，他們和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等一同回北京。在飛機上，郝治平碰到陳毅夫人張茜，問道：“你怎麼一個人回來？”
張茜說：“陳老總沒開完會就走了，說他有事，又沒什麼好說的。”
到了北京，原先因為老房子維修，他們暫住釣魚台。羅瑞卿覺得那裏有外賓，不好，就搬到了新六所二號樓。
有關上海會議的情況，在《康克清回憶錄》中也有述及：
1966年1月下旬春節期間，朱老總參加上海會議後輾轉到杭州。見麵後，我發現他常常獨自一人歎氣，我關心地問：“你有什麼不好過？”
“沒有什麼。”他說得有氣無力。
“不會沒有什麼吧！”
幾十年的相處，我對他已經十分了解，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使他不舒心的事，經我再三詢問，他也不說。後來他煩了，喊了一聲：“不要問了！”
過了一會兒，老總的秘書悄悄對我說，這次上海會議批判羅瑞卿，說羅有篡軍反黨的野心，撤了他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公安部長等職務。以後我問老總是否為上海會議的事心不暢，他歎了一口氣說：
“肅反肅到我們黨的內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羅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見，他辦的每件事都報告過中央，經毛主席同意的，說他篡軍反黨，無法讓人相信。”
他在屋裏低頭沉思，來回踱步。過了一會兒又說：“為什麼要撤？這不是撤一個羅瑞卿的問題，像這樣可靠的人都撤，打擊麵寬了，真假失去了標準，今後黨內要不平安了。”
倔強的羅瑞卿選擇了“毀滅”
上海會議由於毛澤東有言在先：羅瑞卿“反對你（指林彪），還沒有反對我……”所以上海會議沒有給羅瑞卿扣反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帽子。但是上海會議以後，再不給羅瑞卿扣上這兩頂大帽子，已經遠遠不能滿足林彪要置羅瑞卿於死地而後快的要求了。所以三月會議要開出和上海會議完全不一樣的效果來才行。
3月3日，鄧小平和彭真約見羅瑞卿，對他說，關於政治掛帥問題，軍隊政治工作會議對你反映很強烈，常委考慮要開個會，彭真報告主席，主席說，他也考慮開個會。會議明天開始。鄧小平要羅瑞卿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他對羅瑞卿說：“我對挨鬥爭是有經驗的。你要做充分的思想準備就是了。”從黨內鬥爭的角度來說，鄧小平的確比羅瑞卿有經驗得多，所以他後來可以經曆三次大起大落，還成就了後毛澤東時代一番改革大事業。他大概知道羅瑞卿從沒有在黨內挨過鬥爭的曆史，所以他希望這種提醒可以幫助羅瑞卿渡過難關。
但是鄧小平的提醒還是落空了。羅瑞卿沒有想得太多，也沒有預料到現實是如此殘酷。
3月4日下午在京西賓館召開的會議，實際上成了批判鬥爭會。數月不見的與會者，原來是羅瑞卿最親密的同誌，有他愛戴、尊重的上級，也有愛戴、尊重他的下級，一時間都變成了路人或者仇敵。所有人都換了一副麵孔，就像是隨著環境改變體色的變色龍。他們除了揭發羅瑞卿反黨、反對毛澤東的問題之外，就是表示自己要和羅瑞卿劃清界限。他們都以十分敵對的目光望著他，好像從來不曾親近過。
也許這就是羅瑞卿最不能忍受的。
“文革”中走上自殺之路的無辜者，大多囿於此因。
從上海回到北京以後，羅瑞卿就寫了報告給毛澤東和黨中央，請求調離他在軍隊中的一切職務及與軍事有關的職務，如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員會主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報告很快就批準了，並將此報告及批件轉發全國軍隊團以上、地方縣委、縣公安局長以上，還給了羅瑞卿一份電報抄件。
接下來，軍委辦公廳來人拆了電話機。羅瑞卿是個自覺又細致的人，他要秘書將自己的手槍、獵槍，以及秘書們的槍都交上去。彭真沒覺得那麼嚴重，專門打了一個電話給秘書，說獵槍可以保留一支，給孩子們玩。羅瑞卿朝秘書搖搖頭：“不要留，全部上交。”
羅瑞卿不想外出。當他的頭發太長時，提出去理個發。上麵的人說不要去，以免碰到熟人。這以後，他除了去解放軍總醫院撥了一顆牙，哪裏也沒有去過。
羅瑞卿的心情可想而知。這個剛烈而好動的人，被一下子困在樓裏，猶如獅子關進了鐵籠。看到孩子們，他們一無所知，特別是3個仍然年幼的孩子，羅瑞卿心裏更是火燒一般。當時他想：“想到自己的錯誤會連累他們，真是萬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將自己徹底毀滅掉！”
正是這種想法，促使羅瑞卿義無反顧地走向了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