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誌”。“推行資產階級路線，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搞獨立王國”，“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同誌‘讓賢’、讓權，進行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等罪名，說他是“妄圖奪取兵權，達到他篡軍反黨的罪惡目的”；“打著紅旗造反”的“埋藏在我們黨內軍內的‘定時炸彈’”。
這樣的人是“同誌”？顯然不是。
這個“同誌”的裝飾的字眼，隻是表露在形式上，羅瑞卿還沒有在“中央委員”中被除名，因為“中央委員”裏都應該是“同誌”。
5月裏，中央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式提出了關於“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的問題，再也沒有人叫羅瑞卿“同誌”了。
在毛澤東以極大注意力開展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並同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進行鬥爭的重要時刻，羅瑞卿“篡軍反黨陰謀”案被製造出來，給予毛澤東的震動是巨大的。據蕭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去年（12月揭發批判羅瑞卿的）上海會議後，主席又問許世友同誌，假如北京發生了政變，你怎麼辦？主席說，出修正主義不隻是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這是最危險的。”
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係統都作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
“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誌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
毛澤東“左”傾階級鬥爭思想發展的結果，導致對黨內上層疑神疑鬼，也給那些真正的野心家提供了施展陰謀詭計的機會。林彪順水推舟，推波助瀾，把“左”傾錯誤極端推進，他煞有介事地說：“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本主義複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有很多現象，很多材料，我在這裏不去詳細說了。你們經過反羅瑞卿，反彭真，反陸定一和他老婆，反楊尚昆，可以嗅到一點味道，火藥的味道。”“羅瑞卿是掌軍權的。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抓去了很多權”，“文化戰線、思想戰線的一個指揮官是陸定一，搞機要、情報、聯絡的是楊尚昆”，“文武相配合，抓輿論，又抓槍杆子，他們就能搞反革命政變。”
彭、羅、陸、楊案一出，“文化大革命”就拉開了序幕。中國的曆史在經曆了曲折發展的過程之後，最終地踏上了十年的動亂之途。林彪結黨營私變得更加瘋狂了。
羅瑞卿殘腿難治
到了6月份，形勢更加嚴峻。中直機關在中南海開了聲討“彭、羅、陸、楊”四大家族的會。他們把郝治平叫去，讓她站在台上。後來又逼她寫檢討，讓她揭發羅瑞卿的問題，還要限期交卷，如果不交卷就不準到醫院去看羅瑞卿。在這種壓力之下，她也產生過輕生的念頭。郝治平想想自己是1938年入黨的老黨員，吃過不少苦，從來不說什麼，羅瑞卿更是如此，受過多次傷，連棺材都準備過，死過幾次了。可那是麵對國民黨，是敵人啊。現在為什麼自己人也這樣對待？她越想心情越不好，已經不讓她去醫院了，孩子們在學校也受欺負，“我這個當媽媽的，連自己的孩子都保護不了，又不讓工作，活著還有什麼意義呢？”
她早存了個心眼，在秘書們把家裏的藥都收走時，她把剩下的安眠藥裝在一個瓶子裏，放在廚房的冰箱裏。吃下這一瓶藥就“萬事大吉”的想法在她腦子裏轉過多次了，就是舍不得孩子，特別是小兒子才12歲……但最後她還是下了決心，將自己鎖在了屋裏……等她醒過來時，已經是在醫院的病床上了。是因為劑量不夠，還是搶救及時，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反正她沒有死成。
後來她被允許到醫院去看羅瑞卿，但她知道什麼事都可能被利用，她已經不那麼相信那些人的話了。於是她隻寫了一封信，意思是說：我並不怨你，因為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唯物主義者，也是內因論者。這事情由我自己負責。這是我的內因決定的。他們說讓我給我寫信，還可以去看你，但我現在不去了，等我們兩個人的問題都弄清楚了，我再去看你。信寫好之後，裝在信封裏，口也沒封。她找了一個毛主席的托盤漆像，用一條手絹包起來，然後又用大紅紙一層一層地包起來，外麵又用紅緞子結了一朵大紅花。羅瑞卿收到東西，一看包得那麼嚴實，不知是什麼。打開一層又一層，一看是毛主席像，他就明白了。這個像一直放在他的床頭桌上，那條手絹也一直放在他的身上，裝在他的口袋裏。一直裝到解除監護。後來出國治病，他把手絹放在貼身的口袋裏，逝世時還在身上裝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