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後又審問，叫我交代曆史問題，要我寫書麵材料。我即寫了，除了說明我的認識外，我申明我再沒有什麼問題可交代。
出院後我的腿大痛起來，一動作特別是上下汽車時痛得忍不住，晚上痛得睡不著覺。不僅不能向左側臥，也不能仰臥，隻能勉強向右側躺，整個晚上連翻身也不行。去廁所也成了問題。我自己買了一個熱水袋，每天熱敷幾次，皮膚都燙黑了，還是一點效果都沒有。以後隊上醫生要我自買一些四環素吃，說吃了就好了。我買了60粒，吃了10天，仍然無效。不久發現腿腫了。送我到附近一個部隊的醫院去拍了幾張X光片子，大概就發現了是骨折。
11月中或下旬，又送我上三一醫院，一檢查是嚴重的骨折。兩個醫生似乎還發生了點爭論。一個說上次出院時檢查可能馬虎了。一個說，上次確未發現。告訴我：先要減少疼痛，而且避免接骨開刀，采取牽引治療。他們把我放在一個特製的床上，把腿牽了起來，腳上吊著一塊幾公斤的鐵砣，而且要逐漸加重。因此左腳上的傷口又腫又痛。有時忍不住打一針止痛藥。
腿牽引起來後，實際上已將人固定在床上，除睡覺外隻能用兩床被子墊著背坐著。說是要牽引十來個星期看要不要開刀接骨。可是隻牽引了一個星期，又把我解下來，拉出去開鬥爭會。當天晚上送我回醫院，可醫生幾天不來。
後來來了，也不講任何話，不檢查，又把腿吊起來了事。
就在這個時候，又要我交代問題，寫檢查。並警告我說，是時候了，不能再喪失機會，如不采取主動，後果自負。但是當時我隻能說真的，不管怎樣，我也不能亂說。因此審訊過程相當緊張，牽涉的問題相當複雜。我受了相當大的折磨。這種審問，整天都幹。有時要我寫材料，早上要，晚上就得寫好。一直繼續到1968年2月，中間除過年、過春節外很少停過。
1968年2月上旬，醫生來將我的牽引架子拆了，對骨折的左腿未再做任何處理。第四天看守又來通知我出院。醫生則拿來了幾包灰錳氧要我自己洗傷口。我說骨折你們還未治療，至少應該再檢查一下，回答說：以後再說。
原來，讓我出院還是因為審訊，要交代“重大曆史問題”，並說有人已經檢舉你了，逃不掉了。並說我在鐵的證據麵前仍然頑抗到底。我當時表示，我的腿並沒有好就把我從醫院裏趕出來。我沒有的我絕不承認，絕不亂說。這個審問有個把月，也是整天幹，有時夜晚還幹，並幾次對我說：你逃得了上午，逃不了下午，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白天時間不夠，我們可以夜戰。這個場麵你覺得不過癮，我們還可以加大場麵……
就在這個時候，我感到腿仍然痛得不行，腳的傷口也經常流膿、流水。
因此，我寫了一個報告請求再給我治治腳上的傷口和大腿的骨折，我並請求傷口如果治不好，就把腿鋸掉。但我想，如果要治是不會治不好的。
1968年7月一個下午，審問完我以後通知我說：“毛主席親自批準你再去住醫院。”
第三次住院後又在那裏接著審問，情況相當緊張，審問的人很多，有時多達十幾人……
（引文均見點點：《非凡的年代——我的父親羅瑞卿》）
羅瑞卿在那一段時間裏，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和肉體上的壓力。他一直在要求“組織上”給他治腿。但是林彪、葉群等人控製的專案組不僅不給他治，反而利用他的傷腿大做文章，作為逼供信的手段。
在林彪的明確指示下，醫療問題開始完全為政治鬥爭服務。專案組建議對羅瑞卿的手術治療推遲到秋涼以後，但是到了秋涼仍沒有進行。而是拖到了1969年初。羅點點了解的情況是：1月25日深夜，在沒有進行術前討論的情況下，參加手術的醫生和護士又臨時換人。以致這些醫務人員連病人都沒見過。這次手術截去了父親左腿小腿三分之一部分。五周以後又將父親跌斷的股骨頭毫無道理地摘除。使得剩下的殘肢失去了和身體的骨性連接。使父親以後安裝假肢都十分困難。被摘除的股骨頭也沒有按照常規送去做病理檢查，而是被懷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扔在焚化爐裏燒掉了。
羅瑞卿再也站不起來了。
林彪一夥是這次陰謀的製造者和勝利者。他們從中得到了許多可供參照的辦法，隻要如法炮製，他們相信無往而不勝。於是，一個個過去礙手礙腳礙眼的“大石頭”，現在他們都有了搬開他們的信心。他們的辦法還是往他們身下插進誣陷的撬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