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月琴回答說：“那是革命需要嘛。”
毛澤東聽了，滿意地點點頭說道：“好！長征路上你是宣傳員，提著石灰桶刷標語，動員人家送郎參軍，今天你自己也送郎上前線！”
林月琴又被逗樂了。
林月琴回到家裏，高興地向羅榮桓說了毛澤東見她的情景。羅榮桓和愛人一樣，也很受感動，他把毛澤東的關懷和褒譽深深埋進心底，更加緊張地投入了開赴抗日戰線的準備工作。
部隊要出征了，羅榮桓深情地對林月琴說：“我走了，你留在延安，要安心學習、工作。我們都是共產黨員，要記住毛澤東同誌的話，永遠做老實人，忠誠於黨的事業。”
這次離別後，直到1938年，他們夫妻二人才在晉西北敵後根據地團聚。
平型關大捷後，一一五師1938年冬天奉命向山東進軍。羅榮桓的第一個孩子，就是在東進路上生的，所以取名東進。羅東進出生以後，就在挑筐裏和馬背上，長途跋涉到了山東。
到山東後，羅榮桓擔任了一一五師政治委員，又與師長林彪共事。
“林羅”共事多年，羅榮桓從不貪功諉過
羅榮桓元帥一生中，多次與林彪共事。早在井岡山時代的1930年，羅榮桓任紅四軍政治委員，林彪是軍長。以後在紅軍一軍團，在八路軍一一五師，在東北野戰軍，林彪是軍事指揮員，羅榮桓負責政治工作。
當年，人們稱呼“林羅”，就像稱呼“劉鄧”一樣自然，一樣充滿敬仰。但這兩個人不但從外表形成極大的反差，就是性格上也截然不同。羅榮桓胸懷坦蕩，肚子裏能撐船；林彪心地狹窄，眼裏容不了一粒沙子。羅榮桓對林彪的為人十分清楚，遇到分歧，總是從團結出發，盡量尊重林彪，維護他的威信，但對重大問題從不退讓，堅持黨的原則。
1930年端午節前，正在紅四軍二縱隊任政委的羅榮桓突然接到前委命令，要他出任紅四軍軍委書記和四軍政委。
羅榮桓的新任命，是毛澤東提的建議。當時，紅四軍的軍長是林彪。林彪雖然打仗有些辦法，但高傲自大，個性太強，誰和他都很難相處，時間一長準鬧矛盾，毛澤東對此很不安。林彪擔任二十八團團長時，幾屆黨代表都被他鬧得不歡而散。從井岡山撤退時，上級又從三十一團調來何挺穎任二十八團黨代表。何挺穎是個容易相處又很有辦法的人，不幸的是在打大餘時負了重傷，毛澤東知道後，特意囑咐陳毅轉告林彪，要好好照顧，想辦法把他抬走。可是按林彪的性格，這種事他一向不過問，他最關心的是戰鬥勝利。所以對何挺穎也是如此，沒派擔架去抬，也說不上照顧，仍讓何挺穎騎馬，結果因傷勢過重，從馬上摔下來犧牲了。
後來，二十八團改為一縱隊，黨代表是謝唯俊。林彪對謝唯俊又是一肚子意見，三番兩次到前委告狀，硬是把謝給擠走了。四軍代理軍委書記熊壽祺走後，毛澤東就反複考慮四軍政委的人選，考慮來考慮去，覺得必須選一位立場堅定、觀念正確，有豐富的政治工作經驗，有寬廣胸懷，善於忍讓、諒解又能堅持原則的同誌去擔任。最後選後了羅榮桓，前委也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
上任後，羅榮桓深入部隊調查研究，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抓得緊，很快就解決了部隊中的團結和作戰能力較差的問題，使四軍的工作很快走到了前頭。
在第三次反“圍剿”戰爭中，羅榮桓率紅四軍打開蓮塘和良村後，又奉命去攻打駐黃陂的毛炳文師。
由於時間緊迫，良村戰鬥剛剛結束，羅榮桓就帶著四軍主力部隊，火速向黃陂趕去。在良村隻留下了政治部、供給部和衛生部打掃戰場，安置傷員，收容俘虜，運送槍支。
就在我四軍主力離開良村不久，敵十九路軍緊追了上來。在良村打掃戰場的我軍機關人員來不有疏散，結果一些俘虜、槍支又被敵人奪了回去，我軍的一些傷員也被敵人抓走了。
與林彪不同的是，羅榮桓非常重視傷病員工作，他常對身邊的人說：“這一項工作非常重要，一定要把負傷的階級弟兄全部救回來。”隻要有時間，他會親自去做。
但這一次由於軍情急迫，沒時間具體安排，隻好把這一任務交給了政治部和供給部，卻不料出了差錯。羅榮桓心情非常沉重，好幾天吃不好飯睡不好覺。
在黃陂消滅了毛文炳師的四個團以後，紅軍主力轉移到興國楓邊、城岡地區，隱蔽休整。
在休整期間，羅榮桓等同誌在城岡召開了四軍軍委會議，毛澤東和中央局的一位負責人也出席了這次會議。羅榮桓在會上深刻檢討了在良村戰後丟掉傷兵、俘虜和槍支的問題，自己主動承擔了全部責任。可是，作為軍長的林彪，卻毫無表情地坐在一邊，好像此事與他無關。
會後，中央局在沒有做深入調查的情況下，免除了羅榮桓的軍委書記，讓林彪接任了這一職務。
羅榮桓對於中央局這一過重的處分，沒有計較，他覺得自己應該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