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還是1942年延安整風時，賀龍去部隊視察工作，林彪也去了重慶參加國共談判。薛明曾找葉群談南京的事。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葉群在南京國民黨控製的電台當過廣播員。在青年戰地服務訓練班的時候，又與國民黨的一個教官關係曖昧。她還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舉辦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演講比賽，又為國民黨CC派辦的壁報供稿。從一個人的生活之路來看，當時，葉群年紀很輕，本不是什麼太大的事情，無需向組織隱瞞，講清楚也就可以了。這些事，當時隨平津學生赴南京請願的薛明都知道。延安整風時，要進行幹部審查。出於對葉群的關心，薛明動員葉群向組織上講清楚，以免不必要的麻煩。薛明將這個意思對葉群說過之後，葉群承認在南京講演，內容是三民主義，並說過“隻有蔣介石才是我們唯一的領袖”之類的話。但薛明要她自己去向組織上作交代時，她當場耍賴，又哭又鬧，滿地打滾，說薛明是要趁林彪不在害她。薛明被葉群一鬧，沒了主意，就把她拉到中央組織部組織科長王鶴壽那裏去了。葉群說的“壞話”，就是指的這件事。
薛明對葉群翻出老賬，心裏很不高興，就說：“過去的事，你我都清楚。”
葉群眼睛盯著薛明，盼著她說些同情的話，可薛明依然如故，心裏老大不快。
過了兩天，葉群又來找薛明，對她說：“我提醒你一個問題，你們的鄰居林月琴的弟弟是軍統特務，這樣的情況，你們還來往那麼密切，還把機密文件給他們看，要說你們通軍統，你們就說不清了。”
薛明向她解釋說：“文件是總政一位負責同誌讓我給她看的。”
葉群把臉一板說：“我這是關心你和賀總。”
賀龍對葉群的主動登門有些警惕，他預感這裏麵包藏什麼禍心。他對薛明說：“不能小看了葉群的來訪啊！葉群說以前的事情她不記恨，難道她真的是這樣嗎？如果她真的不記恨，還會這樣念念不忘？”
薛明麵前也罩上了一層陰影，她想不出葉群還會搞什麼名堂。
賀龍自然想得更遠一些：“葉群來訪不是來問好的，這次會議也不那麼簡單，整一整羅長子。我看還有更大的目的呢！”
上海會議開了七天。8月15日結束。這一天，林彪召集了一個軍委常委會議，罷免了羅瑞卿的一切職務，也不讓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了。
林彪似乎“病”已痊愈，要來重整河山了。
林彪複出，羅瑞卿罷官，自己交權，層層濃霧遮掩在他的心頭。若幹次黨內鬥爭的事實告訴他，這決不是一個好兆頭，很可能已經有一張無形的大網朝自己撒過來。他知道，如果真有其事，他無法逃避，無法躲藏。參加革命以來，打仗，對付多麼頑固的敵人，他都有辦法；可是，所謂“政治鬥爭”，他永遠都是被動的，永遠搞不透。想到這些，他心裏一片惆悵。按以往的經驗，工作是最好的安眠藥，隻要努力工作會忘掉一切煩惱。他想起不久前毛澤東曾讓他去看看四川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得怎樣。這件事還沒有做，不如先去完成它。他讓薛明獨自返回北京，自己先到廣州，放鬆一下被搞得焦躁不安的心緒，而後，獨自去了四川。
等他回到北京，已是1966年春末夏初了。毛澤東親自發動的一場“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林彪已經念著“政變”經走上前台。林彪搞倒賀龍的初衷沒有變，而且心情更急迫。
林彪把“兵變”的嚇人帽子扣到賀龍頭上
1966年7月27日，身居“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群眾大會上煞有介事地說：“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他們策劃政變，策劃把無產階級專政打倒，變成他們的資產階級專政。他們的計劃之一是把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每一個學校駐上一營部隊。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的。”他又造謠說：“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碉堡”，“在體育口陰謀組織政變隊伍”，想以此陷害賀龍和彭真。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1966年初，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北京軍區為衛戍區組建了一個團，擔負民兵訓練任務。一時找不到營房，恰好北京各大學有部分師生在農村搞“四清”，有些空房。為應急，衛戍區派人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去聯係借房。
當時正是2月。在“懷疑一切”的思潮泛濫下，北京大學團委一個幹部，便以《觸目驚心的二月兵變》為題貼出大字報，提出借房是要搞兵變的“假說”。
康生於是借此大做文章。
不久，林彪親自出馬了。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空軍政委吳法憲叫到毛家灣，對他說：“賀龍是有野心的，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你們空軍是塊肥肉，誰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奪你的權。”並讓吳法憲對此寫個材料送給他。
吳法憲答應下來，便回西郊做文章去了。
9月2日，林彪又打電話給海軍副司令員李作鵬說：“你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上是羅瑞卿的後台，拉了一批人來反對我。軍委很快要開會解決他的問題。
你就這個問題盡快寫個材料。”
李作鵬立即照辦。
林彪之所以交代這兩個人寫材料，是因為二人都懷恨賀龍。
早在1959年，林彪接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以後，便在海、空軍拉攏了一批人，打擊一些不願跟他走的幹部，因此，羅瑞卿被罷官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這兩個單位內部的鬥爭十分激烈。在海軍，李作鵬在林彪支持下大搞地下活動，偽造假材料，想把海軍的一批領導幹部打成“羅瑞卿分子”，以便把海軍的權力抓在手裏。在空軍，吳法憲因種種派別活動，一直處於被動地位。為了擺脫困境，他采取了不正當手段，妄圖把不跟他走的幹部打成“反黨集團”。這些問題，反映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處。他們指示中央軍委解決這兩個單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