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碧同誌，”他對衛戍區司令傅崇碧說：“我想了又想，你還是趕緊到西郊去一趟，親自把賀龍送到八大處。不這樣我不放心！”
“總理，我保證把賀老總安全送到。”
臨走，周恩來又補充了一句：“賀老總到了後，你立即來個電話。”
米色伏爾加迎著風雪疾馳。在它的後座上，坐著軍委副主席賀龍元帥和妻子薛明。當轎車行至翠微路時，司機卻沿著環形車道拐彎向東，朝北京站方向馳去。
“同誌，不是去西山嗎？怎麼……”賀龍疑惑地問。
“賀老總，這是總理親自安排的。”司機回答道。
一路紅燈，轎車走走停停，最後突然轉進一條岔街，鑽進一條胡同，停在一輛黑色上海牌轎車後麵。
“賀老總，我隻能送到這裏了。”司機十分抱歉地說，“請老總坐那輛車子繼續走。”
“哦！沒關係，沒關係。”元帥說著，跨出車門與妻子一道上了上海牌轎車。
轎車的引擎響了一聲，滑出了胡同口……
原來，為了賀龍夫婦的安全，周恩來要求嚴格保密，還特意安排中途換車。
周恩來安排賀龍夫婦住的地方，是建在山腰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警衛戰士，隻有賀龍夫婦二人。
賀龍與薛明共同生活的幾十年中，長時間住在一起還是頭一次。戰爭時期，賀龍戎馬倥傯，少有短暫相聚，多是長久離別，1945年日本投降，賀龍率部進軍豐鎮、集寧，經過延安的柳樹店薛明和兒子的住處。如不是警衛員提醒，賀龍也許就疾馳而過了。薛明抱著兒子在路邊等他，他在卡車上伸出手和兒子握握，隻說了句：“長大了當兵。打完仗再見！”然後就驅車遠去。解放後，黨和國家賦予賀龍的責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於繁重的軍政工作。平時常常是清晨匆匆離去，夜晚遲遲歸來，要不就是長時間外出開會、視察。在這個半山腰的平房院落，賀龍夫婦倒也能朝夕相處了，然而卻是躲避林彪、江青的迫害。
住是住下來了，但適應這樣的生活卻很不容易。一連幾天，剛直不阿的賀龍不是在屋裏踱步，就是倚在窗前沉思，食量減少了，睡眠也差了，有時突然說：“要回去，能幫助主席、總理做一點事多好啊！”
一個烈火般的性格，一個在激烈的戰鬥和緊張的工作中度過了大半輩子的老戰士，驟然離開了群眾，離開了工作，與世隔絕，是多麼難受啊！但想到總理的囑咐，他漸漸平靜了下來。
一個多月過去了。3月的一天，賀龍把經過一個月學習、深思寫好的材料交給周恩來總理並轉呈毛主席。3月11日，周總理派人來看望賀龍夫婦。來人轉達了總理對賀龍健康的關懷，並告訴賀龍夫婦，除了小女兒賀黎明外，孩子都已經找到了，讓他們不要惦記。
但是，到了夏天，林彪一夥把黑手伸到了賀龍的住處，加緊了對賀龍的迫害。他們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賀龍，怕被人發現，讓不明真相的人把窗簾拉上，不許賀龍他們見陽光；接著又把兩人床上的被褥、枕頭全部收去。夥食上也開始刁難了，吃的飯裏沙子很多，而且沒有煙抽。繼而，又以水源困難為由，竟連續45天幾乎斷絕了水的供應。
就這樣，因為缺水，賀龍有時竟靠喝雨水度日。
夏去，秋來。樹葉由綠變黃了。賀龍時常自語：秋天到了，總理該接我出去了……可是回答他的隻有屋外漸起的風聲。
9月間，賀龍已被列為專案審查對象，和周恩來的聯係被徹底切斷，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幫”的魔掌。賀龍感到回中南海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了。
一天，賀龍特別專注地讀起了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他指著這篇文章，無限感慨地對薛明說：“看，講得多好！要是都按照書上寫的去做，那就好了。”稍停，他歎了一口氣，心情沉重地說道：“不對頭嗬！現在有人把矛盾都搞亂了，把自己的同誌都當成了敵人，‘洪洞縣裏沒有好人’嘍！”他的話音越來緩慢了。繼而，要說什麼，已發不出聲音了。薛明馬上把賀龍送進醫院。可是，醫生說他是“詐病”，不但不認真救活，還進行虐待。賀龍語言能力恢複後，就再不肯住院了。
一個星期後的晚上，一輛吉普車把賀龍送回西山。夜深人靜的時候，談起醫院的情況，他告訴薛明，有一個看守他的戰士對他說：“又有幾個部隊的領導幹部被點了名，打成反革命”了。
他從胸腔裏深深地歎了口氣，說道：“都成了反革命了？看來問題更複雜了，他們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接著，他深情地談到了朱老總，談到陳帥、葉帥、徐帥、聶帥，他說，這些開國元勳若被打倒了，還靠誰呢？他還深情地說到了鄧小平，說他“對黨忠心耿耿，政治上很強，處理問題果斷、利落，過去批判他，我們這些人實在沒有法跟他劃清界限啊！”在談到這些老同誌時，他有時激動得無語凝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