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法憲誣蔑羅瑞卿“向黨伸手，奪取軍權”，“想當國防部長”。邱會作在一個會議上，連續發了四次言，惡毒地攻擊羅瑞卿，說他要“在軍隊造一個羅家天下”。李作鵬則誣陷羅瑞卿“是一個篡軍、篡黨、篡國的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危險人物”。沒有出席會議的黃永勝也寫信給葉群，說羅瑞卿“手段十分毒辣，打著紅旗反紅旗”。林彪和黃、吳、李、邱默契配合，緊鑼密鼓，披掛上陣，實際上已形成了以林彪為首的集團。
此時的林彪，通過與羅瑞卿的鬥爭，地位又開始上升，他生怕整不垮對手，就進一步製造假證，誣陷羅瑞卿。被林彪、葉群軟硬兼施，已決定死心塌地跟著林彪的吳法憲，又一次充當了可恥的打手。
1965年底和1966年初，葉群兩次召見吳法憲，向他口授並書寫了所謂羅瑞卿要前空軍司令員劉亞向葉群轉達的“四條意見”，並要吳法憲作為“原子彈”在批判羅瑞卿的會上發言，這四條意見寫的是：
一、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出也要出，現在不出，將來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二、要好好保護林總身體；三、今後林彪再不要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羅總長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羅去管，更放手叫他去管。
吳法憲在1965年底到1966年3月中央和中央軍委連續召開的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上，兩次發言並寫了一封信肯定羅瑞卿講了“四條意見”，並以此“充分說明羅瑞卿向黨伸手和奪取軍權的野心”。
因為劉亞樓於1965年5月已經故去，有人提出這是“死無對證”。葉群做賊心虛，忙叫吳法憲去追劉亞樓的妻子翟雲英作證。在吳法憲的威逼下，一再表示沒有聽說過“四條意見”的翟雲英隻得承認說：“看見劉亞樓臨死前伸出四個指頭”。吳法憲如獲至寶，趕緊叫秘書代翟雲英寫了個證明，由吳法憲和翟雲英一起簽名送上。葉群生怕再有人追究，與吳法憲又商定，如果有人問起翟雲英為什麼和吳法憲一起寫證明，就說是因為翟雲英經常去羅瑞卿家，現在羅瑞卿出了問題，所以找到吳法憲一起寫的。
但林彪看了這個證明（見下一節），並不滿足，覺得內容空洞，沒有什麼說服力。於是吳法憲為了充實內容，自己給林彪寫了一份“報告”：
林副主席：
關於羅瑞卿同誌的錯誤問題，我在中央會議小組會議上已經作了揭發。
有兩個問題需要向您書麵報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記不清，當時劉亞樓同誌剛從羅馬尼亞訪問回來不久），劉亞樓同誌講過：羅瑞卿同誌曾向他說，林彪同誌和羅瑞卿同誌談過，林彪同誌身體不好，今後軍委的工作，軍隊方麵的事情要羅瑞卿同誌獨立主持，要大膽獨立地處理問題，（不要）到處去請示。林彪同誌還要羅瑞卿同誌現在多抽出時間去把全國地形、戰場都看一看，一旦發生戰爭要靠他指揮。從劉亞樓同誌和我談的這一段話，可以充分證明羅瑞卿同誌向黨伸手和奪取軍權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劉亞樓同誌病情已經很嚴重。我於4月23日晚趕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當時劉亞樓同誌正在輸血，揮手叫護士走開，斷斷續續地對我說：“羅總長給我寫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當。我對不起林彪同誌，對不起××同誌。你今後要注意，不要再不當。”他說話時精神很壞，聲音很小，舌頭有點僵，說到後來眼圈發紅。當時沒有把羅的信給我看，也沒有講信的內容。以後他又說：“生病以來，中央、毛主席、劉主席、總理、林副主席都對我無微不至地關懷，使我非常感激……”最後他流了眼淚。
以上報告，請指示
吳法憲
1965年12月25日
就這樣，一個不明不白的死無對證的“四條意見”，便糊裏糊塗地加在了羅瑞卿的“罪行”中，羅瑞卿為此一落千丈，而作假的人卻步步高升，紅極一時。（詳見整羅瑞卿一章）
1972年6月中旬，在林彪折戟溫都爾汗之後九個月，羅瑞卿奮筆疾書，寫下了壓抑在心底多年的聲音：“這個捏造（指吳法憲引劉亞樓的話誣陷羅瑞卿）也利用了死無對證，可是他造得太不高明，首先要問吳法憲，這樣重要的事，為什麼當時不揭發，要等到三月會議才揭發呢？大概那時還沒有捏造好，是不是！僅此一問，就可以戳穿他……我說蠢得比豬還蠢的人，就是這個吳法憲。”
然而這隻是吳法憲的一個方麵，其實他有精明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恩來總理估計了形勢和風向，考慮到如何保護羅瑞卿安全的問題。周恩來指示吳法憲，把羅瑞卿安排到空軍總醫院，妥加照料。
吳法憲正好找到了一個向林彪獻忠心的機會，他馬上向葉群密報了這件事情。葉群答複說：“這不行！你反對羅瑞卿，你又包藏羅瑞卿，你怎麼交代？”
吳法憲於是尋找各種借口，一會兒說空軍總醫院沒有合適的房子，一會兒說醫院靠近公路不安全，欺騙周恩來，故意拖延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