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單純的翟雲英走了一步大錯而特錯之棋，此後無數個不眠之夜，她都深深地為此而感到愧疚。因為林、葉一夥正是在這個簽名上大做文章，置羅瑞卿於招架之力的……但能單單責怪翟雲英嗎？不！她的心地太純真了，太善良了，她哪裏想得到陰謀家們是什麼事也能幹出來的。
秘書拿回去那張紙條後，吳法憲等人立即做了加工，在上麵添加了劉亞樓揮動“四根指頭”表示四條一說，並且也簽上“吳法憲”的大名送上去。
葉群一看，如獲至寶，馬上報送林彪過目。
林彪畢竟老奸巨猾，翻來覆去看了一遍，說：“你們還要搞得圓滿一點。這個樣子送上去，人家會說：中央在上海開緊急會議，是保密的，翟雲英怎麼知道？還寫出了證明？”
葉群心領神會，馬上打電話與吳法憲商定：如果有人問翟雲英為什麼和你吳法憲一起寫證明，就說是因為翟雲英經常去羅瑞卿家，聽到他出問題的風聲，為了及時反映情況，找到吳法憲一起寫的。至此，大功告成。一個不明不白的死無對證的“四條”，硬扣在羅瑞卿頭上了……
1966年3月，黨中央和軍委，再次召開批判羅瑞卿大會，一些人動不動就把那“四條”搬出來，迎頭潑一盆汙水。吳法憲更是有恃無恐，又是發言，又是向中央寫信，肯定羅瑞卿講了“四條”，據此指控他“妄圖奪取軍權的野心暴露無遺……”劉亞樓夫人簽字的證明材料赫然在案，羅瑞卿渾身是嘴也說不清了，從而在劫難逃，墜入了苦海深淵……
許晨認為，“文革”之後，他看到過一些材料，說是翟雲英被吳法憲逼得沒辦法，隻好主動承認“看見劉亞樓臨死前伸出四個指頭”，為林、葉整羅提供了假證。事實並非如此，翟雲英本人也是這場災難的受害者。“陰謀對陰謀家來說，猶如孩子手中的七巧板。”
以上引述雖出於一人之筆，但不能說是一家之言。經空軍編審委員會審定的《劉亞樓將軍傳》也認為：翟雲英不失為一位堅強、正直的女性。“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葉群、吳法憲為整倒羅瑞卿，捏造出劉亞樓臨終時有什麼“四條遺言”，並強迫翟雲英提供假證。葉群、吳法憲多次親自出麵，對翟雲英軟硬兼施，耍盡了花招，但翟雲英始終堅決不從。她憑著黨性，憑著對丈夫的忠誠，憑著自己的良心說話：“亞樓生前沒有說過的就是沒有說過！”為此，翟雲英和家人長期遭到迫害，全家被掃地出門，翟雲英被葉群列入所謂的以羅榮桓元帥林月英為首的“寡婦集團”的重要成員，而被趕到農場“勞動改造”。直到林彪反革命集團垮台之後，翟雲英和家人才重見天日。
事實是，自從劉亞樓病重以後，羅瑞卿總參謀長十分關心，經常打電話問候，並專門從北京給劉亞樓寫信，叮囑：“你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開，多想身體的事，安心養病……”
1965年5月3日，羅瑞卿趕到華東醫院，護士給他送上一個口罩，他卻搖了搖頭，示意不願戴口罩去見生命垂危的老戰友。他疾步走進劉亞樓的病房。
是回光返照？還是心有靈犀？陷入昏迷的劉亞樓突然清醒過來，望著兄長一般的羅總長來到身邊，嘴角現出一絲笑紋。
羅瑞卿俯下高大的身軀，湊近劉亞樓的耳邊，輕聲說：“亞樓，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都很關心你的病情，你一定要堅持，要鬥爭啊！”
劉亞樓非常吃力地說：“感謝……毛主席、中央首長……關懷，請他們……多保……重。現在……工作……很緊張，你們都是……主要負責……同誌，要……關心……愛護……自己的……身……體……”說完又昏迷過去了。
第二天下午，羅瑞卿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集吳法憲、王秉璋、曹裏懷、徐深吉、張廷發、王輝球、餘立金、聶鳳智等空軍和南空領導幹部開會，到會的還有上海市委負責人陳丕顯、副總參謀長楊成武。
羅瑞卿心情沉重地說：“劉亞樓同誌病到這樣的程度，看來是好不了啦，這對我們是個大損失，是個打擊。……他患的是不治之症（在肝硬化基礎上發生的肝癌），這是沒有法子的事。誰都不願意他離開我們。但這是現實，我們隻有按照共產黨人的辦法，化悲痛為力量，把工作搞好。空軍是集體，亞樓同誌在要把工作搞好，亞樓同誌不在也要把工作搞好。亞樓同誌已經病成這個樣子，我們隻有把責任承擔起來……”會議最後研究了劉亞樓的後事安排。
5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發布訃告，沉痛地宣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國防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同誌因患重病，醫治無效，於1965年5月7日15時15分在上海逝世，享年55歲。”
雖然因那個所謂的“四條遺言”而備遭磨難，羅瑞卿卻是個大度的人，並不因此嫉恨誰。
1977年的清明節，一個雪冬之後的春天，翟雲英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瞻仰了丈夫的照片後，心中泛起一絲苦澀。她知道，在社會上，在不少人心目中，仍然認為是她證實了劉亞樓的“四條”，才把羅瑞卿打翻在地的。她出門上街，時而有不明真相的人對著她的背影指指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