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了解周恩來沒有野心；毛澤東也了解江青，她倒是個想當旗手的人物。
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實際上主持國務院的工作。“四人幫”就利用“風慶輪事件”，向鄧小平發起攻擊。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意，為江青一夥提供了勇氣
林彪集團折戟沉沙後，位居毛澤東之下的周恩來，便成為江青等抱著政治野心的人力圖移開的巨石，時常成了他們攻擊的最大目標。最後的周恩來仍不得安寧，身處逆境。
粉碎林彪集團後，毛澤東積極支持周恩來領導全國批判林彪集團的罪行，糾正一些“左”傾錯誤。但他也經常重申“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不喜歡看到“右”的傾向。但在批林初期，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信任大於不滿意。1971年10月，經毛澤東批準，撤銷了由林彪集團控製的軍委辦事組，成立了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毛澤東指示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
毛澤東還批準成立了由周恩來為首的中央專案組，以嚴格審查林彪反黨集團的問題。
周恩來為改善和發展我國對外經濟交流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批準了我國從日本、美國、聯邦德國等國進口了一大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二次大規模引進，打破了西方國家對我國封鎖和禁運的局麵。
毛澤東希望這樣做。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無論怎樣，這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創造了文化，創造了科學，創造了工業，現在我們第三世界可利用他們的科學、工業、文化——包括語言的好的部分。”
1972年5月，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確診患了癌症。毛澤東一字一句看完周恩來的病情報告，心情沉重地指示說：“由劍英、穎超、汪東興、張春橋領導醫療組工作。”他還告誡周恩來：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毛澤東讓工作人員將一隻寬大的沙發，送到周恩來那裏。周恩來坐後，覺得很舒服。
然而，按照周恩來的主張，批判極左深入下去必然導致否定“文化大革命”。這是毛澤東無法接受也不能允許的。被壓抑的江青集團瞅準了這點，立刻翻過本來，在1972年9月下旬，提出了要批“右”，反對批“左”。
10月6日，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根據周恩來的授意寫了《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登在《光明日報》上，立刻招致極左分子的“反擊”，張春橋、姚文元指示上海《文彙報》攻擊此文。張春橋說：“周培源有後台，不管他的後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
11月28日，中聯部、外交部在《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中提出“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周恩來於30日批示：
“擬同意。”
次日，張春橋在送“總理再閱”的批語中卻寫道：“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
而江青在同一份報告中，於12月2日寫的就更直截了當了：“我個人認為應當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的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這幾點正好與周恩來的看法針鋒相對。可以說，就是從這一時期起，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團之間的對立變得明朗化、公開化。
兩種主張很快反映到毛澤東那裏，都等候著他的裁決。
12月5日，人民日報社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今年8月1日，總理在一次談話中指出：《人民日報》等單位，極左思潮沒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東西也會抬頭。我很同意總理這個提法。總理講的是機關內部的運動，但我覺得對報紙宣傳也是適用的。”他在信中還反映了張春橋、姚文元不同意批極“左”。
12月17日，毛澤東將張、姚二人召到住地，對這一瘦一胖兩個“左派”說：“批極左，還是極右？有人寫信給我，此人叫王若水。”
張春橋、姚文元：“我們知道此人。”
毛澤東：“極左思潮還是少批一點吧。”
毛澤東像說又像問：“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是極左？是極右？”毛澤東的意思是：“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這能說是左嗎？這是右得不能再右了，是極右！
張、姚、江等立即抓住適合自己口味的這道“菜”，要全國人民都來品嚐，頓頓都吃，倒了胃口也得吃！1972年冬季來臨的時候，天空中的陰霾終日不散。
一股暖流被提前到來的寒潮逼退，天，又冷了。
在黨的十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當選為副主席。這種格局表明，毛澤東通過十大，既批判、清除了林彪集團，又堅持了九大以來的“左”傾錯誤。既使周恩來為首的老革命家在黨的中央機構占了半數席位，也使江青一夥的勢力得到加強。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坐上了副主席的高位，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了同盟，毛澤東給他們起了個名稱叫“四人幫”，但這個名稱被頻頻使用，是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他們被拉上了曆史的審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