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即10月18日王洪文乘坐的專機在長沙機場降落。毛澤東接見了他。毛澤東是國慶節後離開北京到南方過冬的。他先是到武漢，下榻於東湖賓館。他的視力越來越差，大夫確診是“老年性白內障”。雖說這是老年人常見的眼疾，手術也不複雜，但必須待其成熟才能動手術。這樣，一輩子都離不開書的毛澤東，不得不忍受視力日衰的痛苦，聽別人給他讀點東西。10月13日，毛澤東的專列駛抵長沙。他下榻於湖南省委大院西邊的九所六號。那裏原叫陳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裏蓋了一個招待所，叫“九所”，專門接待重要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樓。毛澤東過去在九所三號住過，這一次住的是六號。毛澤東在長沙的一切，都由他信賴的華國鋒安排。華雖已調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工作。毛澤東在這裏一直住到1975年2月3日才離開，共住了114天。
在彙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時，王洪文向毛澤東報告：“主席，我這次來湖南，沒有告訴周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同誌。我們四個人開了一夜的會，商定派我來彙報，趁周總理休息的時候就走。我是冒著危險來的。”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
王洪文繼續說：“總理現在雖然有病，住在醫院，但還忙著找人談話到深夜。
幾乎每天都有人去。”
“去的都是些什麼人哪？”毛澤東問。
“經常去總理那裏的有小平、劍英、先念等同誌。”
“哦。”
“他們這些人在這時來往得這樣頻繁，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
毛澤東不做聲。
王洪文說出一句鼓動性的話：“主席，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
毛澤東反問道：“是嗎？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哇？”
王洪文見毛澤東不像是讚成自己的話，聲音有些發顫：“是的，主席！總理雖然有病都忙著找人談話，嗯……”
王洪文“嗯”了好長時間，就把話題轉向對張、江、姚的吹捧上。
毛澤東隻是聽，一聲不吭。王洪文自知沒趣，便對毛澤東說：“今天我還要趕回去，主席有什麼指示？”
毛澤東一臉正色，他告誡王洪文：“那好，你回去要多找總理和劍英同誌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毛澤東最後說了一句：“你在政治上不強，你們這些人的職務也夠高了。”
“四人幫”倒台後，王洪文在法庭受審時供認：“去長沙，實際上是一次陰謀活動，是背著周恩來總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趕在毛澤東主席接見外賓之前去，是怕鄧小平陪同外賓先到毛主席那裏把事實真相說明。”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傍晚即趕回北京。
江青一聽王洪文的報告，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想通過另一條渠道繼續向毛澤東告狀。18日那天，江青將王海容、唐聞生兩人請到釣魚台10號。王、唐二人在那個非常時期是名氣很大的，她們的形象和名字經常出現在新聞鏡頭和報紙上。外人有時也不易分清：因為她們衣著打扮很相似，總是一身樸素的衣裳，外加都戴眼鏡，留齊耳短發。王海容是毛澤東的姨表兄王季範的孫女，父親是烈士，另一位是外交家唐明照的女兒。她們職務上是外交部的翻譯，但當時的地位比較特殊。她們不僅為毛澤東接見外賓擔任翻譯，也是毛澤東家中的常客。毛澤東的晚年，出入毛澤東家中的人員受到限製。毛澤東信任王、唐二人，要這兩位年輕人參加政治局會議，然後直接聽取她倆的彙報。報送政治局委員傳閱的有些文件要列上她倆的名字。於是，王、唐的作用變得異乎尋常。她倆既是毛澤東與政治局其他人之間的一座特殊橋梁，又是他的指示傳達到各方尤其是政治局或國務院的非常之路。
江青要王、唐二人轉告毛澤東：“國務院的領導經常借談工作搞串聯，恩來在醫院並不真正養病，鄧小平和周恩來、葉劍英他們都是一起的，周是後台……”
王海容、唐聞生感到事態嚴重，第二天便去三○五醫院，向周恩來原原本本作了彙報。
周恩來聽後沉思片刻，說：“我已經知道政治局會議的問題。我所了解的情況並不像江青說的那樣，而是他們四個人事先計劃好要整小平，他們已多次這樣搞過小平，小平忍了他們很久。”最後，周恩來告訴王、唐二人：“我正在做工作，打算進一步了解情況，慢慢解決問題。”
20日，丹麥首相哈特林夫婦從北京飛往長沙，王、唐陪同。接待完外賓，王、唐二人留了下來。她們向毛澤東轉達了周恩來的意見，也轉告了江青的話。
毛澤東要她倆回北京轉告周恩來、王洪文：“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問題要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毛澤東還要她倆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叫他們不要跟在江青後麵批東西。
江青處心積慮的兩件事，一件也沒辦成，還挨了批，心裏更是七上八下。但她有那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執拗。她又給毛澤東寫信，在信中提出要讓謝靜宜當人大副委員長，遲群當教育部長，喬冠華當副總理，毛遠新、遲群、謝靜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為“接班人”培養。金祖敏是青島市的紡織女工，中共十大期間，突然用飛機將她接到北京，當選中央候補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