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裏頓時歡呼雀躍起來，連平時在毛澤東麵前有些拘束或不愛說話的人都交頭接耳，欣喜之狀難於言表。毛澤東仍平靜地坐在椅子上，看著他眼前活潑的年輕人，笑了。
周恩來手術前簽署機密文件
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又要進手術室，做第12次手術。
服了藥，護士要扶周恩來上手術床，周恩來卻說：“等一等。請你先扶我到桌邊。”
周恩來坐在桌邊，拿起筆，手直顫，竟然對不準紙上的橫格。他定定心，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半個小時過去了，一小時過去了，周恩來仍沒寫完。
負責手術的專家有些急了：“鄧大姐，總理還在寫什麼？您去請他手術吧，按理吃了藥後半小時就必須上手術台的。”
鄧穎超讓張佐良去看看。周恩來知道有人進來，但並不理會，繼續在寫。一小時十分鍾，周恩來終於停了下來，招呼張佐良：“佐良，我準備好了，可以送我上手術室了！”
周恩來究竟在寫什麼？有什麼事比延長生命更重要？後來人們才知道，此事跟江青有關。
1932年2月中旬，上海《申報》、《時報》、《新聞報》等相繼刊出《伍豪等脫離共黨啟示》。伍豪是周恩來在白區工作時的一個化名。其實，周恩來早在兩個多月前就已秘密離開上海，到達瑞金，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了。此文見報後，當時在上海的臨時黨中央迅速采取各種措施，反擊國民黨的誣蔑。在陳雲等同誌組織下，在上海散發了《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的傳單，並利用與《申報》的關係，用曲折的筆法在同月的《申報》上登出辟謠的啟事。與此同時，毛澤東也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貼出布告，鄭重聲明：“事實上伍豪等同誌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裏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誣蔑。”
到了“文化大革命”，這件已有結論的往事，又被天津的紅衛兵翻了出來，並把那些舊報的抄件送江青手裏。江青立即給林彪、周恩來、康生三人分別寫了內容相同的信，抄錄了偽造的啟事。信中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某某），要求同我麵談。”她企圖以此“拿住”周恩來。周恩來在兩天後即做出反應，給江青回了信：“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隻舉出243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等同誌均知為敵人所為，故采取了措施。詳情另報。”這一天，周恩來還讓秘書調來了當時上海的舊報，再次核對，並給毛澤東寫了信：
主席：
連日因忙於四川和內蒙問題，並同內蒙軍區請願戰士分批談話，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閱上海各報。江青同誌也於昨日轉來各件。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偽造啟事，它是先在《新聞報》2月18日登出的，登後同天，上海臨時中央方麵就向申報館設法，結果，《申報》20日、21日登出偽造的啟事，22日登了廣告處給伍豪先生另一廣告啟事的拒登回答。大概這是當時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偽造啟事的辦法。在我記憶中，有通過申報館設法否認的處置，但結果不明。16日午間已向主席這樣說了。不過我原來將偽造的伍豪啟事記在通緝殺人凶犯趙容（即康生）之前，現在證明我是記錯了。
查遍1931年顧順章、向忠發相繼叛變後的上海各報，並無另一個所謂伍豪啟事，而紅衛兵也未發現另一啟事，可見在我的記憶中的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所以，我隻能從電報和來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現在，把四中全會後與此有關的編為大事記送閱，同時，送上報道最詳的上海《時報》1931年11月12日合訂本一冊，《申報》1932年1月2日合訂本兩冊，請翻閱。
此事需否專寫一報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誌傳閱送上各件後，請再約談一次，好作定奪。
周恩來5月19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