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在中共十大上，鄧小平被推選為主席團成員，並被選為中央委員，開始協助周恩來處理繁重的內政和外交事務。
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提出大軍區司令員相互對調問題，為給鄧小平以重任鋪墊道路，他說：“我們現在請了一個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了。”他轉而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外麵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並指著鄧小平對與會者說：“我和劍英同誌請他參加軍委，當委員。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後開二中全會報告追認。選鄧小平這個將，恩來讚成，劍英讚成，我也讚成。”
就這樣，被停職了七八年的鄧小平又重返政治舞台。
誰去聯大？“四人幫”再設障礙
鄧小平的回歸，最切齒痛恨的是“四人幫”。他們心裏十分明白，如今王洪文作為實際上的第一副主席，已經有了接班人的名分，前程大有可為；另外幾個人，張春橋已經進入常委，江青、姚文元是政治局委員，短時間內這種格局不會變化，沒有多少升遷的餘地。而政府班子則不同，總理周恩來重病纏身，已被查出是癌症晚期，需長期住院，因此第一副總理之職就尤其顯得重要。本來，張春橋很有把握地估計：此職非己莫屬，而且還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沒想到半路殺出個“程咬金”，鄧小平複出，一下子擋住了張春橋的理想之路，心中大為不快。
他們幾個一商量，決心繼續借“批林批孔”暗指周公，扳倒鄧小平最大的“靠山”，迫使鄧小平下台或倒向他們一邊。
1974年元旦過後，江青等人開始了“批林批孔”的大肆活動。1月24、25日兩天，在江青策動下，在北京先後召開中央軍委機關和駐京部隊、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周恩來出席並主持了25日下午召開的中央和國家機關大會，但他是直到當天上午11時才知道要開這次會議的。
在至少有1萬人參加的“一·二五”大會上，遲群等按照江青的旨意，發表長篇煽動性講話。他們借宣講《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談所謂“抓大事”，以攻擊周恩來的“埋頭於小事”，宣揚“埋頭於小事就要變修”的謬論。
會上，江青、姚文元不斷插話，說“不準批孔就是不準批林”，“凡是主張中庸之道的人，其實是很毒辣的”。遲群等人還聲稱，“批林批孔”要聯係的現實之一，就是揭批“走後門”，“走後門實際上就是對馬列主義背叛”。
當時擔任中聯部部長的耿飆回憶，“一·二五”大會後的一個傍晚，他來到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辦公室，向總理談起中聯部運動的情況，認為有人無中生有，借題發揮，被江青抓住，在“一·二五”大會上點他的名，他想辭職不幹了。周恩來聽後說：“耿飆同誌，我送你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無論怎麼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周恩來的這番話，其實也是他內心對自己的要求。耿飆聽後豁然開朗。
3月中旬，圍繞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的代表團人選問題，已經提上議事日程，兩邊爭鬥十分激烈。這一屆聯大特別會議，參加的大多是各國首腦。在周恩來病勢加重、四屆人大即將召開之際，由誰代表中國政府出席這次會議，將產生重大的政治影響，是各方麵所矚目的。毛澤東敏銳地看到問題的實質所在。3月20日，他在審閱外交部關於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代表團人選的請示報告後提議：鄧小平擔任代表團團長。他並且表示，這件事不要說是他的意見，可以先由外交部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報請政治局批準。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看重，並想把事情辦得更策略些。
1974年4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發言。
同一天，毛澤東在答複江青的求見信說：“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並一再告誡江青要謹慎，不可鋒芒畢露，過分得罪人。毛澤東也知道江青得勢是在仰仗他的存在，他百年之後，江青命運不堪設想，毛澤東在信中說：“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毛澤東對江青的所為反感，又失望。
3月24日，周恩來接到外交部重寫的報告，立刻表示讚成。同日，毛澤東也圈閱同意這一報告，江青卻提出反對意見，蠻橫地要求外交部撤回報告。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