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誌明順口詠出兩句漢文詩，陳賡半開玩笑地指著自己的臉龐和開始謝頂的頭發說：“胡主席，你看我這副模樣怎麼稱得上美人呢？”
慶功宴上，胡誌明放下酒杯，神秘地說：“這杯酒我隻喝一半，餘下一半留給我夫人喝。”在座的人一聽都愣住了……
胡誌明向毛澤東請將
前文說到，中央指派陳賡入朝，以協助彭德懷將美帝國主義趕出朝鮮。可陳賡當時還在越南幫助胡誌明呢。
當時這件事還處在嚴格保密中，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
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布新中國誕生之後，世界各大主要通訊社，都以最快的速度播發了這條消息。有人歡呼，有人流淚，也有人為之震驚。
在毗鄰中國的越南，有位60歲的老人聽到這條消息，激動得一夜沒合眼。
他顯然從這件事中看見了曙光，同時心中又升起某種隱隱的企盼：他們的國家要從泥濘中走出來，特別需要一雙援助之手。這位熟悉中國的老人就是胡誌明。
他是爽直之人，又是執著之人，想到一個念頭就不肯罷休：他決定到中國去，到北京去，馬上會見毛澤東。
1950年1月間，當陳賡率領千軍萬馬仍在桂滇征戰時，胡誌明徒步17天，穿越原始森林，秘密來到中國，要求中國共產黨對正處於抗法戰爭艱難歲月中的越南人民給予大力支援。
胡誌明在北京與劉少奇、朱德等人會談後，又前往蘇聯會見斯大林與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周恩來，請求蘇、中兩國政府對越南抗法鬥爭給予全麵援助。在莫斯科與2月間返回中國的火車上，胡誌明兩次當麵向毛澤東請求中國派出軍事顧問和在物力上全力援助越南，毛澤東說，我們是近鄰又是兄弟，援助越南抗法鬥爭是我們應盡的義務。
此事回到北京後中共中央將進一步研究，做出明確的決定和安排。
3月間，胡誌明返回越南後，與已經到達那裏的中共中央聯絡代表羅貴波反複商討，一致認為，應先在中越邊界打一仗，以打通中越之間交通線，為中國援越抗法開辟一條通道。
羅貴波把這一情況電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中國迅即答複越方盡快組建中國軍事顧問團去越南幫助工作。
籌建軍事顧問團要有一個過程，胡誌明卻等不及了。他決心抓緊組織邊界之戰，就打電報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要求中國派他的老戰友陳賡就近由雲南先去越南開始幫助工作。
毛澤東很快複電胡誌明：“同意讓陳賡先去越南”。並隨即在6月18日與6月30日兩次致電陳賡，一是明確他去越南的任務，二是到越南後可用中共中央代名義進行工作。
胡誌明的臉上頓時綻開了笑容。
雖有“香蕉”、“菠蘿”小姐伴行，陳賡仍憂心忡忡
1950年7月7日，雨季中的昆明出現了一個難得的晴天，早晨6時30分，陳賡與送行的許多幹部一一握手道別，啟程趕赴越南。這個由軍事、政治、後勤等30餘名幹部組成的工作組，外加一個運輸連和警衛連，攜帶一部專用電台，於7月19日踏上越南國土。7月的滇東南地區，天氣變化無常，時而大雨傾盆，時而驕陽似火。所經之處多是山地和水田，對於腿部受過重傷的陳賡來說，又不能騎馬，加之他當時牙痛發作，白天筋疲力盡，晚上又睡不了幾個小時。但他還是樂觀地對待這一切，在日記中笑稱：“今天算是付出了一點國際主義的代價。”
考慮到當時的國際形勢，中央要求對此次陳賡的越南之行，采取嚴格的保密措施。因此，沿途的一切事情都交由隨行幹部去辦。這可苦壞了生性好動、喜歡接觸群眾的陳賡，對他來說，這簡直是受罪。他在日記中歎道：“車過宜良，偶然探首窗外，眾皆停足以望，隻好縮首反坐。苦矣哉！莫如行動無自由也！”有意思的是，越方接到通知後，派出了迎接人員和3名婦女推著水果車隨行。正當人們口焦舌燥之際，水果立即顯出了妙用，肥厚的香蕉可以充饑，劈開一個椰果，甜美的汁液沁人心脾。天性幽默的陳賡把這稱作“5小時一小宴，10小時一大宴，上馬香蕉，下馬檸檬，飯後咖啡，睡前菠蘿。”
他還開玩笑地給3個推車婦女各起了一個雅號。身材苗條的一位稱之為“檸檬小姐”，肩膀粗圓的一位喚作“菠蘿大姐”，另一位膚色棕黑的取名“咖啡嫂嫂”。
陳賡雖然一路說笑，讓同行人忘記了疲勞，但他自己卻深為越南的局勢憂慮。越南人民軍三○八師（缺1個團）按照中越兩黨協議，於1950年5月來到雲南硯山地區，由解放軍第13師幫助訓練與裝備；越軍第二○九團與第一七四團進入廣西靖西地區，由廣西軍區幫助訓練和裝備。陳賡路過硯山地區時，聽取了雙方軍事長官的彙報。憂慮逐漸由此而生。他深深感到越軍許多指戰員在作戰思想上存在一些很值得重視的問題，諸如他們對占領地方、尤其是占領城鎮興趣特別大，卻極少考慮如何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也不大考慮如何奪取戰略、戰役主動權問題。越軍連以上幹部作戰經驗甚少，更有不少師團幹部連基本的戰術都不甚明了。而對方的法軍，雖說不上是驍勇之師，但武器先進，機動能力強，並占據著多年經營的鋼筋水泥防禦工事，要想初戰獲勝，迅速打開局麵，的確不容樂觀。而中央給陳賡的指示很明確：“在越南應幫助他們打幾個仗，打開一個相當的局麵。”